转自：学习时报

    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篇。该文为陆九渊受朱熹邀请，至白鹿洞书院演讲后留下的文字记录。文中围绕《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指出官员不应计较个人功名利禄，而应以家国天下为怀；学者不应计较考场得失，而应致力于阐明道义。全篇言辞恳切、感情真挚、行文流畅、语言优美，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是心学的奠基人，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学术思想大相径庭。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二人曾在鹅湖寺聚首。由于理念上的巨大分歧，这场著名的“鹅湖之会”以双方的不欢而散告终。但二人都是追求真理、胸怀宽广的人，一直在寻找求同存异、再次切磋的机会。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知军。上任不久，朱熹便找到庐山脚下曾经盛极一时但当时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多方募资重建校舍。淳熙八年（1181年），白鹿洞书院刚刚兴复，朱熹便邀请陆九渊前来会讲，陆九渊也慨然应允。这次相见的气氛非常融洽。两人一起畅游庐山名胜，途中朱熹感叹：“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将陆九渊引为知己。在朱熹的极力主张下，陆九渊在书院登坛开讲，最终留下了《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这一千古名篇。

　　在讲演的开头，陆九渊引用了《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随即提醒学者们要“切己观省”，以便充分吸收此章的营养。陆九渊此言针对的是汉唐以来颇为盛行、在宋代仍有影响的经传注疏之学。这种学问主要将包括《论语》在内的经典作为解释的对象，甚至仅仅作为展示自己渊博知识的舞台。据说汉代的一些儒者解释经典中的几个字，就能通过旁征博引达到万字以上的篇幅。这些明显过多的解释不仅对解释者的身心毫无益处，而且在经典和后人之间设置了巨大障碍，使得很多后学穷其一生都被困在大量的解释文字之中，失去了直面经典的机会。陆九渊强调《论语》此章“辞旨晓白”，就是提醒学者不必画蛇添足，过多解释；在此基础上强调“切己观省”，则是希望学者能够“讲之以身心”而不仅“讲之以口耳”，将经典和自己的人生真实地联系起来。

　　紧接着，陆九渊指出，《论语》此章与其说是“义利之辨”，不如说是“志向之辨”；与其说是让人进行客观方面“义”“利”之间的取舍，不如说是让学者进行主观方面“志乎义”“志乎利”的辨析。在儒家看来，客观方面的“义”“利”并不一定冲突。“义”代表事物之所宜，“利”则代表事物得其所宜而获得最终的成就，因此《易·文言》有“利者义之和”的说法，将“利”定位为“义”的果实。在客观方面，“义”“利”往往是可以兼得的，“义”是根本，“利”是枝叶，本末一贯。但在主观方面，就存在用心于根本和用心于枝叶的对立，亦即“务本”和“逐末”的对立。“务本”则不必揠苗助长而苗自壮，“逐末”则根本萎缩而末也终不可得。“志乎义”就是“务本”，“志乎利”则是逐末。“志乎义”则利益自然生成，“志乎利”则虽得小利却隐藏大害。应当说，陆九渊这一解释使得此章呈现出更高的合理性。

　　随后，陆九渊指出此章中的“喻”字不是“知晓”的意思，而是“洞察入微”的意思。在陆九渊看来，君子并不是“不知道”利，也不仅仅是“知道”义。君子对于道义洞察入微，对于利益则知其大者。相应地，小人不是“不知道”义，也不仅仅是“知道”利。小人对于利益锱铢必较，对于道义则浮皮潦草。陆九渊认为，君子小人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正是因为前者“志乎义”，后者“志乎利”。“志乎义”，则每天所思所想都是在琢磨道义，所以对于道义洞察入微；“志乎利”，则每天所思所想都是在进行利益算计，所以容易因为蝇头小利而违背道义。“志乎义”而于道义洞察入微，所以能够“兼济天下”，“志乎利”而陷入小利之中，则往往“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陆九渊的这一解读是非常深刻的。

　　在简要阐明《论语》此章的大旨之后，陆九渊结合当时与学者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帮助学者们“切己观省”。陆九渊认为，科举未必能检验出真才实学，在其中获得的分数和名次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陆九渊指出，人们以科举名次的高低来判定人品学识的高低，使得学者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往往忽略甚至违背了孔子“喻于义”的告诫。受此风气影响，在科举考试中胜出、顺利走上仕途的人，心里每天盘算的，往往只是自己官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这样的人，哪里能够指望他在家国事务和民生疾苦上尽心尽力，以无负于国家和人民呢？

　　基于这种情况，陆九渊倡导学者们进一步“切己观省”，认真地想一想：我怎么能让自己成为喻于利的小人呢？陆九渊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对于“利欲之习”痛心疾首，就能将志向坚定地树立在道义方面，每天专心自修，像《中庸》所说的那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写出的文章就能够陈述平日所学、胸中韬略。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去做官，必定能够尽忠职守，“心乎国、心乎民”，丝毫不去计较一身之得失、个人之荣辱。陆九渊坦言，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考生、这样的官员，才真正称得上君子。

　　邀请人朱熹对陆九渊所讲大为认可，给出了“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的赞美，表示“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根据朱陆二人的观察，“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至有流涕者”。朱熹害怕学者们只是一时感动，过后重又陷入“利欲之习”中，所以请陆九渊将所讲内容写下来，后刻碑立在白鹿洞书院中，成为后世学者们“切己观省”的重要资借。

　　陆九渊的“切己观省”是我们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原则。陆九渊对于“志”的提点和对于“喻”的训解，对于“利欲之习”的批判和对于学者、官员之使命的揭示，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论语》原文乃至传统“义利之辨”的深刻内涵。《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背后所体现的摒弃门户、求同存异、百家争鸣、求真求实的优良学风，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