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李白有《菩萨蛮》一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归家的路上，长亭连着短亭。不过，这一意象最早出自由南朝入北朝的文学家庾信所写的《哀江南赋》，其中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的句子，是古代中国驿路亭制的如实写照。

　　秦汉制度，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但其实这一制度沿袭的乃是周制。据《周礼》记载，周代有“遗人”一职，职责是“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所谓“委积”，是指当年的赋税总额上缴国库，经计量留足国用之外，剩余的部分就由“遗人”掌管，用于振恤困乏、养育孤老、供给宾客和行旅以及荒年赈灾等等。少的称“委”，多的称“积”，合称“委积”。

　　“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国都的郊外称“野”，从这里开始，十里要设置一“庐”，只负责供给饮食；三十里设置一“宿”，“路室”就是正式的客舍，可以住宿，备有饮食、财物，因为离国都较近，饮食、财物不用准备太多，故称“委”；五十里设置一“市”，“候馆”指有楼可以观望的客舍，观望以防盗贼，因为离国都较远，要准备充分，故称“积”。

　　十里一亭的秦制就是承“十里有庐”而来，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配合官员往来和递送公文的“驿传”制度。用马传送称“驿”，用车传送称“传”，步行传送称“邮”，三种传送方式可统称为“置”。这些名称所代表的驿传方式，本来分得清清楚楚，后来就混用了。

　　《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年轻时就做过“泗上亭长”，颜师古注解说：“秦法十里一亭。亭长者，主亭之吏也。亭谓停留行旅宿食之馆。”“亭”可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仅仅只有一座亭子，还有供人住宿的馆舍。汉制还规定“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十亭为一“乡”，乡里有掌教化百姓的“三老”，掌狱讼、收赋税的“有秩”或“啬夫”，负责捕盗的“游徼”。这就是汉代政府机构的最基层组织。

　　所谓十里长亭，正如东汉学者应劭所说：“旧时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当然逐捕盗贼也是为了保护行旅，有功则升为功曹，作为县令的佐吏。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邦出身之低微，手下只掌管有两个卒子。

　　《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霸陵亭离长安三十里，有正式的客舍，因此李广才可以住宿。

　　如今多以为灞桥折柳赠别的习俗起于唐代，其实不然，据记载长安地理的《三辅黄图》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只不过到了唐代，在灞桥边折柳赠别的习俗更加风行而已。灞桥距长安城十里，一般送行到这里就止步了，因此灞桥又称“情尽桥”。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收录了雍陶的一则轶事：“送客至情尽桥，问其故，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桥名情尽。’陶命笔题其柱曰‘折柳桥’，自后送别，必吟其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自灞桥而别，如果是情意特别深厚的亲朋，还舍不得离别，再继续往东相送，那就到了三十里外的霸陵亭，长亭更短亭，真乃是心有不舍的写实之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