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持续引发新的关注。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学者们对“全球南方”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学、传播学等领域，历史学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有限。事实上，作为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和历史结果描述的“全球南方”，离不开历史背景与史学语境的洞析。历史认识视域中的“全球南方”，在笔者看来，可以简要概括为“全球南方史学”。

  作为“全球南方”理论谱系不可或缺的分支，“全球南方史学”以长时段资本扩张所制造的全球发展鸿沟为认识对象，以普遍联系为方法，以南方自主为立场，以世界历史为分析框架，吸纳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前沿范式，致力于解释“全球南方”的形成过程和史学特征。这是一种构建和发展中的，有志表达新兴国家史学知识自主，改变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依赖，再现人类丰富文明传统与多元现代化经验的史学书写新形态。下文结合“全球南方”理论，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和全球史学史发展趋势，对“全球南方史学”的三重逻辑，即历史逻辑、史学逻辑和现实逻辑谈几点个人思考。

一

  “全球南方史学”是对客观存在的“全球南方历史”的理论描述。以长时段的整体史视角观之，“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历史分流，始于资本主义强力主导的500年世界历史变迁。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同理，“全球南方”也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全球南方”的历史是结果——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及其引发的全球不均衡发展的历史结果。在世界古代史阶段，只存在地理意义上分散的南方。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后，最初作为地理大发现的“南方”各地逐步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样，资产阶级也使全球南方世界从属于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北方”。

  今日被视为“全球南方”的典型区域，如广大亚洲地区、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等，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西方崛起”的动力解释众说纷纭，但不容否定的总体历史事实是，广大亚非拉世界牺牲了自然资源、劳动力、民族独立和精神自主，以不平等的全球化参与，助力了北方国家的崛起与繁荣。美国学者麦克尼尔认为：“西欧是世界关系中这场非凡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漫长的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语），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全球剩余价值不断由南方外缘流向北方中心。亚非拉世界承受着沉重的社会转型压力，南北不均一直是全球发展难题。

  总之，作为概念的“全球南方”形成于当世，但它所描述的事实对象却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理解“全球南方”的现实处境，必须历史地考察“全球南方”的源流。

二

  “全球南方史学”形成于对“北方知识”垄断的反思。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将“形成于帝国主义文化之中”“采用欧洲和北美富裕的资本输出国家的视角来描绘世界”的知识，命名为“北方知识”。启蒙运动以来，阐释“西方崛起”的合法性，树立西方文明的“榜样作用”，构成欧美史学的主要潮流。伴随知识殖民，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史学生态遭遇破坏，原有的史学传统被迫中断，代之而起的是外国语言所书写的殖民地史。

  征服者用进步论、种族与文化优越论等建构了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势解释，以普世知识之名压抑地方性知识的成长。19世纪末，法国全面侵占越南，殖民政府指定法语《安南历史教程》为官方教科书，颂扬法国的“文明使命”。对此，越南史家范文树慨叹“西洋课本争相输入，垄断国人认知，本国史迹湮没无闻”。此类知识殖民影响深远。海地裔人类学家米歇尔-鲁尔夫·特鲁约发现，经由西方历史书写中的权力运作，“海地革命”长期“沉默”，非西方历史的“被平庸化”普遍存在于“全球统治叙事”当中，从根本上改写世界历史任重道远。恰如尼日利亚学者阿克认为，欧美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帝国主义的。用“西方/东方”对号入座式地区分历史上的“文明／野蛮”“先进／落后”“民主／专制”“积极／消沉”，是典型的“北方历史思维”。

  这种刻板思维忽视了多样性的文明进程与发展经验，更难以解释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尤其是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潮流。在“北方”之外开掘新的史学认知空间，反思既有的历史解释范式，改变“历史知识依附”，越来越成为国际史学界共识。印度裔学者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埃及裔史学家阿明的《从南方出发的全球史》、意大利学者格拉维尼的《帝国之后：欧洲一体化、非殖民化和来自全球南方的挑战》等著作，都表达了崭新的南方史学观念。中国历史学家撰写的《新世界史纲要》等作品也尝试打破西方中心论偏见，探索形成中国学者关于世界历史的话语体系。这些新的成果不但在全球南方地区引发共鸣，也得到欧美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呼应，激发了国际史学界编纂“新世界史”的热情。

  综上，从史学史的视角来看，“全球南方史学”的独立拓展，将改变全球史学知识供给的格局。作为“全球南方”知识界的一员，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力量。

三

  “全球南方史学”生发于加速演进的当下国际关系变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应当关注重大现实议题，发挥历史主动，基于“行进中的历史”不断反思“历史中的现实”，进而深化对人类历史经验的认识。

  历史中形成的“全球南方”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20世纪上半叶，亚非拉世界掀起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浪潮，瓦解了全球殖民体系。二战之后，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以万隆会议为标志，拥有共同的被殖民经历、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寻求团结，开启了携手合作发展的新征程。

  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力量集体爆发。2013年，发展中国家GDP总值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2023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供给、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地区安全等全球治理热点的过程中，“全球南方”自主权显著提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称：2023年国际政治的新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影响力的扩大”。

  对中国而言，“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共创同向同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能够为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广泛的国际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作为形成中的新兴力量，“全球南方”尚未达成稳固共识，对现代化道路和发展目标的认识难免存在分歧。某些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南方”议题操控话语，制造新兴世界内部矛盾，试图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阵营，拉拢“新中间地带”围堵中国。对此，我们始终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

  如何从历史学的角度认识中国属于“全球南方”？如何在“全球南方”的历史进程中审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印度、巴西、南非等同样饱受殖民侵略之苦的“全球南方”伙伴，经历了怎样的“南方化”？他们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北方知识”与“中国道路”？湄公河流域、孟加拉湾、波斯湾、西部非洲、加勒比岛、太平洋岛国等地的世界历史研究有何特色？如何在大历史观指引下，以文明互鉴为立足点，建构当代中国自主的“全球南方”历史解释知识体系？诸如此类的“全球南方史学”之问是基于历史的时代之问，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之问。作为问题、视角和方法的“全球南方史学”，呈现了编撰全球史学史的新线索，将启迪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术语创构，助力理解加剧演变的当下世界。

（作者：王邵励，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