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青深一度
记者/计巍
编辑/宋建华
2013年，罗逸住到了重庆长寿区的山上
对于“空心病”，我们可能并不陌生。
今年2月，一本叫《余生不上班：我的乡村人生实验》的书出版，它的作者罗逸，就是这样一个“空心人”。
从小到大，她一直是坐在教室里按照老师的要求学习和考试的好学生，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不清楚自己的目标，却一直强迫自己更“努力”。这个过程中，她开始出现暴食、抑郁、失眠等问题，经历了一场精神劫难。
在二十到三十多岁的人生黄金期里，在同龄人忙着进修学业、发展职业、生儿育女时，她仅仅做了一件事——搞明白我到底怎么了。
像书中另外5个年轻人一样，罗逸也在大学毕业没几年后，选择来到乡村进行自己的“人生实验”，不过不同的是，她是因为无路可走而来到这里的。为了逃离“空心”的漩涡，她本能地去寻找一些缝隙、一些光，四处“乱看”，到处试探，最后乡村托住了她。
这是一个关于“空心人”如何修复自己的故事。但作为“空心人”本人，罗逸更希望的是，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问题，看到心智教育的重要，让“空心病”不要再发生在其他孩子的身上。
以下内容根据罗逸的口述及书中内容整理：
整个世界与我无关
在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空心病”这个概念。从中学到大学，我只知道自己很难受，失眠、暴食、抑郁，但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问题。
小时候，正常的孩子都要去玩耍，但我很少玩过，我只是学校老师让我学什么我就坐在教室里学，完全按照外界的指示来生活。
初中时，我开始离开家到另一个城市上学，成了住读生。我继续按照老师的要求写作业、考试，虽然已经开始出现暴食的倾向，但我中考还是考了740多分的高分，这个成绩可以随便挑当地的好高中，但我丝毫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其实这也可以说明，你不要以为好学生就什么问题都没了，也许好学生的问题更大。
上了高中后，暴食的情况更加严重。我像快要冬眠的熊一样狂吃不止，正餐过后，晚自习之前，我继续用饼干、面包、蛋糕填塞我的胃，根本停不下来，最后带着坠胀的肚子走进教室。
伴随着低落情绪而来的，还有失眠。我最大的困扰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坐在教室里把分数考高，找不到前进的动力。高二或者高三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活着毫无意义、毫无目标。别人在努力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目标，比如要考一个什么学校，但是这些意识我是没有的。
虽然那时我的成绩还不错，但好成绩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任何事物都没有给我带来快乐。最终，我的高考成绩非常一般，只比重本分数线高几分，但我也丝毫不觉得难过。我好像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
如果说初中、高中你只要学习好，就不会有人说你有什么问题，那上了大学后，我的问题就开始“暴露”了。校园里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大家喜欢什么就搞什么，但我傻眼了，不知道该选什么、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和人打交道，经常独来独往。
那时我才意识到人的性格是不同的，有人外向也有人内向。和别人打交道我会觉得莫名的痛苦和焦虑。看到我身边的同学光芒四射、做事游刃有余、身边有一大堆朋友，而我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种对比下，我就会想我怎么就不能这样？我是不是有问题？会觉得自己很不好。
我也尝试去“突破”自己，但结果是暴食更严重了。我会找没课或者逃课的下午去食堂吃饭，从一个窗口吃到下一个窗口。第二天，我的手指会因为吃了太多食物而肿胀，脑袋像被塞进了未消化的蛋糕糊、饼干糊而昏昏沉沉，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知道新一天的暴食又将开始……
毫无目标，却强迫自己更“努力”，这大概就是我当时的处境。我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没意识到自己有心理问题，只是硬扛。可所有你抗下的东西都会在你身上有反应，我抑郁、失眠、体重飙升、疲乏无力，脸像注了水的气球鼓了起来。
2012年，罗逸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种了30平米的菜地
在我三十多岁时，我才知道这是一种“空心病”。我从当时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凯文的一个演讲里听到这个概念。在他的一项统计中，刚入学的新生，有30%多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40%多的学生认为活着或者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而已，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
这种现象被徐凯文称为“空心病”，我觉得这就是我。
我不会把这些问题和家人说。因为原生家庭养育缺失的问题，我的成长过程也遇到了极大的障碍。母亲离过两次婚，在我的印象里她只下厨做过一顿饭，和我讲过的话不超过10句。父母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争吵，为了逃避，我会在精神上启动防御机制。这也可能是我从小到大都跟外界比较隔绝，喜欢独来独往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你周围没有人能回应你，你也失去了对周围世界的信任，只能自己去面对。
“空心人”不了解周遭世界，也不了解自己。23岁，我大学毕业，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就随便在浙江那边找了一份外贸跟单员的工作，只要有收入就行了。
工作之余，我也在“挣扎”着在一些缝隙里去寻找一点亮光。比如说在博客和微博上看一些有意思的事：野生动物保护、环球旅行、生机饮食……在这种凭着直觉“乱看”的过程中，我看到有篇博文介绍了一本书叫《四千年农夫》。
虽然对农业全无了解，但我把书中的一个内容看懂了：过去东亚的农夫采用不施农药、化肥的耕作方式，并且把生物体的排泄物等都归还土地，这样既没有造成环境污染，还保持了土壤肥力。我惊叹于这种环保永续的智慧，就顺着找到了这本书的译者之一人民大学的博士石嫣。
在石嫣的博客里，我了解到北京郊区的“小毛驴”是一个很开放的农场，学生、学者、背包客、想转换赛道的中年职场人都来到这。“有些年轻人背个包就来了。”石嫣博客中的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在线上填了表，因为会写点东西，就申请了农场的“媒体宣传”岗位，并顺利被录取。
我很快辞了职，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坐上去北京的火车。
2012年，罗逸在“小毛驴”农场菜地里的收获
乡村冒险
2011年，到了“小毛驴”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巨变。
过去我只会“动脑”，到了农场后，我开始学习“动手”。我生在浙江台州，从小生活在城市里，连家务都没怎么做过，只会做题和考试，但在这里，我体验了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除草、第一次种菜、第一次做馒头、第一次养狗、第一次看见一头活的毛驴……
日子每天都是新鲜的，我的双手和身体动起来，百无聊赖的大脑也开始活跃起来，“空心病”被挤到角落里。但农场并没有让我的“空心病”痊愈，它只是一个欢乐的开始，也带给我了对乡村的浪漫想象。
一年后，当我在办公室里做着“媒体宣传”的工作时，过去那种抑郁、空虚的感觉又有向我袭来的迹象。就在这期间，我的男友（现在的丈夫）有个机会去重庆做免耕覆盖的工作。他说，我们去重庆吧。男友当时来“小毛驴”就是为了学习怎么开农场。我们打算在重庆看看有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农场梦。
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在真正的乡村实现“半农半X”的生活，即一边耕种，获得安全的食物，一边从事能够发挥天赋特长的工作，建立个人与社会的连接。2012年的冬天，我们带着在农场养的一只猫、一只狗，以及很少的行李，从北京坐火车来到重庆长寿区洪湖镇凤凰湾的山上。
很快，春天就来了，但现实却让我傻了眼。我们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租了几块无法连到一起的地种水稻、花生、茄子，而我之前在农场零星的农耕体验，根本无法支撑我完成在山上耕种的设想。
我不知道种稻的第一步要育苗，无法把地里的草清除干净，也不会平整土地和施底肥。种子撒下去，在没有自来水的山上，我要一桶一桶地把水提到育苗地。等我终于在苗床上看到两片绿色小叶子，以为秧苗长出来的时候，一旁的嬢嬢却告知我：这是杂草！可别人地里的稻秧都已经长起来了啊。
2013年，罗逸的丈夫在重庆长寿区凤凰湾的家门前打井
虽然我们家的一亩半水田在我丈夫和几个朋友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都插上了绿油油的秧苗，但在插秧结束的那一刻，我并没有一丝的宽慰和轻松，反而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
要知道我们当时在村里住的也是“一贫如洗”的毛坯房，需要自己通水、通电、买家具、修卫生间。我觉得自己卷入了“生产+生活”的漩涡，每天疲于奔命却毫无收获。耕种这件事显然远远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权。
在山上的劳动根本无法换来预想的收入，投入产出严重失衡，更没有精力去从事之前想的“半农半X”的美事。我的旧鞋子沾满泥巴，口袋里没有钱。虽然还没有想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但当时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要离开这里，马上！
2013年夏天，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就像急于甩掉一个烂疮疤。
我从未感到这样的无力和挫败。但后来我发现，事情的另一面是，这种痛苦也是我之前没有体会过的，它不是以前那种虚幻的痛苦，而是非常现实和具体的。就像不管你是去种地、除草，还是提水、搬东西，身体里都会有痛的感觉，是很真实的感觉，它让我从那种麻木的状态里走出来，从那种和现实脱离的状态里走出来。
认识痛苦，是“空心人”的重要一课。当生命有了重量时，我对人的悲欢离合有了更多的体会。我喜欢上看书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前上学的那种状态下我是非常不喜欢读书的，只是停留在死记硬背的状态，对文字完全没感觉。但当我有了真实的经历之后，就获得了一种之前没有的理解力和感受力，让我变成了一个满怀热忱的学生。
离开重庆之后，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去面对那个困扰我的老问题：我喜欢做什么？回到城市的几年里，我尝试了几种完全不同的职业：阅读馆老师、企业白领、烘焙店店主、自然教育策划。
在这些职业里，烘焙这件事可能和我前后的经历完全不相关，而且只做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对我而言却很重要，我的暴食问题也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了。
2014年，我开始做烘焙，一个人从早到晚做手工饼干，搅拌黄油、面粉。对于一个曾经大量的时间是“长在校园和教室”里、消耗脑力、四体不勤的我而言，烘焙给我的最重要的改变是——我突然感受到触觉的增强。以前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和感受，不会去感受一个东西的软硬，或者说一件衣服面料是什么样的。而这种触觉的增强会让你感觉到外界的东西跟你的心有呼应。
一个人做烘焙的时候，我还会听一些文学类的播客。这些都在逐渐打开我封闭的感官，而不是仅有的头脑的触发。
现在回头看，以前的暴食可能源于一种“空”，尤其是在你身体紧张和焦虑水平很高的时候，你就想把这种“空”填满，但你又没有可以依托的东西，那就只有用吃东西的方式把它填满。
这个阶段我生活的节奏也没有那么急迫了，没有上学时期的匆忙和焦虑，也没有之前公司上班时在人际关系以及时间上的紧张。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我的暴食逐渐消失了。
2015年，我开始在一家自然教育公司做文案策划。我又做回了脑力劳动，手头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但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地图”。我开始长久地坐在电脑前，以外卖为食。
不出意外地，身体又开始出现不适，情绪也变得狂躁。虽然公司的使命是带着孩子们接触大自然，认识动植物，但我却成了公司里离大自然最远的那个人。
那个想法又出现在我脑袋里：我要去乡下！
罗逸的女儿在山上
一生的命题
2018年，我来到了重庆巴南区百胜村，看中了一栋带独立小院子、旁边有个池塘的房子。为了省钱，我们要自己重新改造这个近乎毛坯的房子：刷墙漆、清油污、抬家具、清杂草……我们频繁地在城乡之间往返。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快要入住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房子的墙漆是刚刷的，不适合孕妇接触，搬迁计划被迫暂停。后来，出差、新的项目开始，以及孩子出生等一系列事情，让这次上山计划彻底搁浅。近一年的租金白交了，装修的钱白花了，付出的心血也白费了。我的第二次乡村之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2021年，我33岁，女儿2岁，第三次进村的机会突然降临。这一次完全是我丈夫的主意。我们搬到了重庆南山上的一个村子里，离市区20分钟左右的车程。不过这次，我完全没有从这个“世外桃源”中得到半点安慰。
那时，我一边远程线上工作一边带娃，忙得不可开交，疲于应付眼前的事。我不能安心地带孩子，因为我的大脑告诉我，做好一份工作比养好一个孩子更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一份拿得出手的成绩，没有一种被社会承认的身份，我将“沦落”成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将迅速被遗弃。
在这种拉扯中，生活把我卷入一个怎么也挣脱不出来的漩涡里。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差的一段时间了，对未来根本没有什么设想，你让我来，我就这样到山上来了。
漩涡之一是工作。那个时候文案策划的工作我已经做了快十年了，无比厌倦。我一有时间就琢磨着要写自己的东西，但又不确定这个选择会不会面临很大考验，比如说，它的不确定性、现实的收入等。
直到我被逼到绝路——眼前的工作已经完成不了了，头脑里想的那些东西也和当下的工作完全脱节，我知道自己必须要走上新的道路了。这次上山两年后，我辞了职。
第二个漩涡是亲密关系。搬到山上时，女儿还没有上幼儿园，吃喝拉撒都离不开我。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或许是由于小时候我是以那种“被抛弃”的方式养大的，妈妈是不管我的，所以我潜意识里也会觉得我的孩子也不需要管——我做我的事情，她就可以长大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不会很及时地去回应孩子的哭闹，这也会引来她爸爸的“指手画脚”：你应该对孩子及时回应。我的情绪也被触发，升级为夫妻间的战争。
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抑郁情绪中。我长了厚厚的舌苔，恶心、吃不下饭，走路无力。我没办法很好地回应女儿的需求，这也继而导致了她更多的“纠缠”，我觉得自己像被一根藤蔓缠住，越缠越紧。
对于“空心人”来说，最大的困扰可能是他跟什么东西都连接不上。最开始，我意识到我连接不上现实，发现只会背书考试的自己真实经验的缺失；后来，我又发现自己感官的封闭和迟钝。当我开始打通前面两种连接，以为自己已经打怪升级时，我又迎来了新的问题——如何连接上我最亲近的人。
我开始观察孩子的反应。有一次我要出门赶飞机，清晨4点起来，在这个孩子应该睡得最香的时间点，女儿也马上醒了。以前，我会很烦，觉得她怎么总是睡不好，怎么总是哭，但我慢慢发现她对我的离开很警觉，好像很怕失去我。包括她上幼儿园时的磨蹭可能也跟这一点有关。我开始不再只用头脑和那些教育理论去想这些问题。
以前女儿如果找我要一个什么东西，我的态度就是：“行，你拿去”“我给你买”，就想赶紧打发她走，不要来麻烦我了。要是我没理解她的诉求点，她开始哭时，我就会很烦，“你哭什么”。但现在，她哭了，我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完全没有走到她的内心去，只是在表面应付。
这也跟我上学时的状态很像，你如果用那种只注重结果的考核方式来看，你会发现我给孩子洗脸了，刷牙了，衣服也穿了，养娃这件事我在“表面上”考核完成了，但我依然养不好这个孩子。
我开始意识到，考核的结果和内在的心智状态完全是两件事。我从小就被训练去证明自己的价值，用分数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心智的发展是被忽视的。这就是我现在的功课。
虽然我这本书的名字叫《余生不上班：我的乡村人生实验》，但我不是因为在城市里工作那么辛苦，才去乡村的，这不是我的原始动机。通过这本书我最想做的是替“空心人”的艰难旅程说话。在这趟路程中，在我无路可走时，乡村托住了我，给了我一条路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罗逸在重庆南山的家里
可能父母那一辈的人还是会觉得乡村又苦又穷又闭塞，是落后的，但它现在有物流有网络，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房子装修得跟城里一样。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乡村自然的环境和它的生活节奏要比城市“先进”多了，它给了我很多“礼物”：
当我在重庆像火锅一样热辣滚烫的夏天里在书桌前奋斗了一整天，走出家门忽然看到门口的菜地里新栽下的嫩绿的莴笋苗时，心中会怦然一动；接踵而来的，还有植物经历大旱后萌发的新芽，是初春的满树花朵，是被砍得只剩树桩的树长出了新芽，还有女儿放学带回家的大树叶在花瓶里发了根……可能很多人在童年时期就对这些见怪不怪了，但三十多岁的我却对这些乐此不疲。
我家门前那棵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树也在启发着我：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它从来无须用工作、身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雨水来了就吸收雨水，太阳来了就吸收阳光，每天不慌不忙。存在，就是一种价值。
这次上山，乡村对我而言不再是浪漫的想象。我会更理性，更关注自己在职业上的探索。我不再想去过“半农半X”的生活，因为现在的职业属性决定了我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地里面。除了工作，我还要照顾孩子，处理各种生活琐事，没有办法很规律地去耕种。孩子的爷爷在菜园里种了一些菜，我平时就给它们浇浇水施施肥，吃的时候就摘一棵，有时也会去别的村民那里摘一点。
现在，我在山上看书、写作，也做跟乡村有关的短视频。除了这本纪实作品之外，我还在计划着接下来的作品，也会花很长时间去琢磨自己的长篇小说。每天，我还是会长时间地坐在书桌前，有时家人也很难理解，也会有分歧。
与自己的拉扯也没有停止。比如说，我恨不得自己能一整天都扑在我热爱的文学和艺术上，但是孩子要放学了，要吃饭了，我不能让餐桌上乱七八糟，地上的灰也应该拖了……
在自己的工作和陪伴孩子之间，我也不得不做出选择——今天究竟是在家看一天书，还是花一些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又像现在春天来了，乡村的春天很漂亮，花在开草在长，我想走到自然里去，但是又觉得书桌前的工作很重要。
我喜欢写作，喜欢独处，但我也要和外界去连接。我要去想什么样的工作可以维持我的写作爱好，如果我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一个人在山上“与世隔绝”，那岂不是要没有收入了。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事情还是一件接着一件。我的“空心病”也没有消失，相反，我发觉它可能是我一生的命题。这十几年间出入在乡村、山野，也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源。它造成的问题太多了，层层叠叠。
我一层层地揭掉这些问题，从表面到更深层。我曾为自己的“后知后觉”和“晚熟”感到遗憾，但现在，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命运的礼物，是这一连串的经历和实验，让我在二十七八岁突然意识到写作是我这辈子必须做的事。
这一路上，我踩了很多坑，有一天，我的那颗种子，忽然在脚下的坑里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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