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政协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今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之一。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约请中国科学院院士江桂斌，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长利，中国工程院院士、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根生，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涛4位委员从不同角度分享对落实工作任务的建议和观点。

解码绿色“成绩单” 进入改革深水区

记者：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用一系列数字指出，2024年我国“稳”的态势巩固延续、“进”的步伐坚实有力，并对2025年工作提出了详细部署。从个人经验和研究视野出发，您如何看待这些数据和工作？

江桂斌：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我们的生态环境质量有了新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2.7%，优良天数比例上升至87.2%，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到90.4%……一系列成绩让我非常振奋，这同时也是我国10多年来环境巨变的缩影。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也非常清醒地点出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在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方面，提出要“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等。

污染控制的目标应该是“健康导向”。在这个目标下，要从“数量”走向“质量”的控制，对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表明我们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以“新污染物”为例。自2022年以来，“新污染物治理”连续四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它正逐步成为当前制约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深入改善的新难点，也是继雾霾、黑臭水体之后，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啃的“硬骨头”。

新污染物的产生根源是化学品的快速增加，其驱动力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据测算，全球每天大约增加4万种化学品，每5年翻一番。这也致使很多的化学品进入到环境，同时进入到人体、进入到生物体。这些东西到底会不会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这是需要我们长期研究的。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对新的污染物治理开展专项的研究和前瞻性的研究。如今，新污染物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新污染物的治理进入我国“十四五”中长期规划。当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新污染物管控清单和治理行动方案。

相信根据2025年新的部署，将出台更加细化的实施方案，推进这项工作的进行。

杨长利：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3.7亿千瓦；我国深入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2025年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沙戈荒”新能源基地……

这些内容，让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高度重视，以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引领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

这两天我刚收到消息，新疆和田洛浦50万千瓦光伏项目铺设完成，新播种的苜蓿嫩芽已破土而出。一张照片上，淡淡青翠与远处绵延起伏的沙丘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我们中广核参与的万亩治沙项目之一。作为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行动”的关键节点，我们通过“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模式，形成绵延10公里的生态屏障，直接锚定流动沙丘，阻断沙漠扩张路径。光伏板不仅用于发电，还成为防风沙屏障，降低地表温度、减少水分蒸发，为植被生长创造条件。该项目预计将于今年并网发电。

这个案例是中广核探索多维度跨界融合绿色发展的缩影。近年来，中广核核电、新能源等清洁能源在运装机超过1亿千瓦，已成为推动我国能源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以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在风电、光伏、光热、储能、抽水蓄能等领域全面布局，不仅推动了能源体系绿色转型，更通过技术突破、生态修复与产业协同，探索出一条兼顾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找准着力点 提升核心竞争力

记者：实现绿色转型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面对这种“滚石上山”的形势，您认为当前我们工作的着力点在哪儿？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江桂斌：发展和健康是贯穿人类进化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要更快发展的同时，健康也很重要，要努力找到平衡点。传统污染物跟新污染物同样需要重视，不是说现在强调新污染物治理就忽视传统污染物防治。我们需要通过先进的技术路线，来筛选和评估传统污染物和新污染物。

新污染物的“新”本质上体现在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作用靶点、毒性效应和赋存形态等，它们种类繁多、赋存复杂、危害隐蔽。面对环境中数量庞大的未知新污染物，我们科学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目前的行动方案多是参照治理传统污染物的成功经验，未充分考虑新污染物的特点。

过去一年，在跨部门协调机制和专家委员会的支持指导下，专家们通过“新污染物治理的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香山科学会议等形式进行了充分交流，普遍认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是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的关键支撑，应在新污染物治理中实施基础研究先行的战略，需要从研究范式、基础理论、分析方法和评估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创新。其中，新污染物的风险识别与健康危害是基础科学研究的核心。

因此，建议强化新污染物基础研究的先行战略，尽快启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专项，构建环境暴露—风险评估—健康效应—防控理论体系。组织优势科研院所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工作，强化系统性科技攻关，建立区域平衡的人才高地。针对新污染物监测治理区域差异明显的特征，构建跨区域联防联控平台。聚焦新能源、新型化工产业全链条伴生的污染风险问题，构建我国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治理方案。加快推进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及平台建设，构建“水—土—气—生”新污染物立体监测网络，提升陆海统筹的环境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和技术装备研发能力等。

杨长利：近年来，我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成绩可圈可点，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推广。比如技术创新与机制创新共振释放的巨大生产力。“十四五”以来，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设备制造国，特别是相关技术已实现从“跟跑”“并跑”逐步进入“领跑”。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已超3.4万亿千瓦时，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如今，我国每发出的10度电中就有4度来自清洁能源。

同时，随着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治理体系等正经历深刻变化，能源问题已然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人工智能突破式发展引发更加旺盛的算力需求和急剧增加的能源消耗，加之气候变化风险加剧，都对能源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要求我们要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能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推动清洁能源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实践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因此，必须坚定不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始终把能源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对中广核来讲，要当好国家科技创新“主力军”，要从规划布局、平台建设、机制保障、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推进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在核能领域着力打造以“华龙一号”、小型压水堆、先进堆型为主体的型谱化产品体系；在新能源领域要持续推进海上风电、海上光伏等技术发展，依托德令哈光热项目建设国家级光热研发中心，加快光热产业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各要素协同发展，积极组建覆盖重点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联盟，通过标准衔接、商业模式创新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产业控制力。

以机制改革为牵引 释放创新势能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调整激励机制等，往往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从体制机制方面，目前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李根生：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环境议题，更是重构全球经济、技术、治理规则的深刻变革。实践证明，通过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正在实现发展“含绿量”和生态“含金量”的同步提升。特别是我关注到，2024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超过3%，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3.7亿千瓦……作为能源领域的科研人员，深知这背后蕴含着多少努力与付出。

“十一五”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并实施了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构建了一套成熟有效的节能管理体系，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这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要求。

2025年，全国政协将围绕“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召开相关双周协商座谈会。两会前，我参加了相关调研，发现距离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仅剩9个月时间，但想要完成“十四五”碳排放强度下降18%的目标，尚存在着政策引导激励不足、碳排放核算体系不完善、低碳减排技术亟待创新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我认为，下一步的重点是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和激励机制。如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对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术等高风险技术的示范提供补贴支持；建设“零碳技术示范区”，允许技术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等。

同时完善碳排放相关标准、计量、认证体系建设工作，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应用，逐步强化地市级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

更不能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分阶段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倒逼企业加速脱碳。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强化金融政策支持引导，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张振涛：我对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非常认同。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和潮流，它既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机的共同选择，更是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重大机遇。以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为例，全球范围内对它的研究已进入加速期。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已拨款超过3600亿美元用于绿色科技发展，其中120亿美元专项用于CCUS技术。这就要求我国加强这方面的科技力量建设。建议依托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及重点研发计划，设立专项支持二氧化碳综合利用技术攻关，同时加强与国际领先科研机构的合作，加快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积累。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创新离不开资本支持，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仍面临“最后一公里”问题。当前国内绿色低碳技术的投融资环境仍有待优化。

2024年，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总额达到6.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9400亿美元），接近全球化石燃料投资的1.12万亿美元。然而，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相关投资占比仍相对较低，这对相关技术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形成了一定阻碍。

因此建议国家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例如，设立绿色科技产业基金，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低碳产业，形成可持续的资金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专项产品，提供针对CCUS技术的融资和保险。此前，中国石油集团与太平洋财险合作，推出了国内首张CCUS碳资产损失保险保单，有效化解了企业在应用CCUS技术时面临的市场和政策风险，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进入CCUS市场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还可促进更多企业参与实践。

此外，政府还应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建立科技企业孵化体系，支持创新型企业与传统能源企业联合，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示范应用。（记者 王硕 高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