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赵伟，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

2025年财政预算正式发布，新预算如何破解经济循环堵点，机制上有哪些创新突破，重点投向领域呈现何种新布局？本文分析，可供参考。

经济运行中的梗阻：国内需求疲软、货币传导阻滞、财政收支约束。

外需依赖加剧下的内需“失衡”，2024年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至1997年以来新低。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2024年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达30.3%，而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有44.5%，为2007年以来最低（剔除2020年特殊值）。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梗阻”在房地产领域集中显现，地产销售对利率“脱敏”。房地产相关贷款呈现疫前高增（2015-2019年新增25.7万亿）、疫中降速（2020-2022年新增8.4万亿）、疫后收缩（2023-2024年净减少3600亿）三阶段特征。2023-2024年房贷利率与商品房销售持续脱钩，显示利率传导机制不畅。

财政收入下降对融资扩张的“抵消效应”，导致财政支出增速已连续四年低于名义GDP增速。财政收入面临双重压力，首要压力来自土地财政收缩（2021-2024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下降41.6%），次要压力源于高税负行业税收增长乏力（前五大行业贡献77.4%税收但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叠加政策时滞约束，财政逆周期调节效能衰减。

纾解路径：更务实的收入预测、更强的支出力度、更灵活的机制设计

财政收入预算设定与经济预期指标密不可分，2025年财政预算中名义GDP假设更加务实，收入目标的准确性或将提升。2025年采用4.9%的名义GDP增速假设（较2024年假设的7.4%进一步下调且更贴近2024年名义GDP增速），显著提升税收目标科学性。随房地产逐步回暖，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测准确性有望提升，或接近0.1%的预算增速目标。

财政四本账支出增速预计达8.7%，支出强度显著提升或可打破历史惯性，五年来首次超越名义GDP增速。合并财政四本账收支，收支缺口从2024年的8.8万亿元提升至12.5万亿元，占GDP比例从6.5%提升至8.8%。即便参照2023-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平均完成度85.1%，2025年广义财政决算支出增速仍可维持在5%左右。

财政机制创新，采取"前瞻部署+弹性空间"的组合策略，保持预算严肃性的同时增强灵活性。财政预算草案明确提出“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为应对内外部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中央财政还预留了充足的储备工具和政策空间。”

传导链重塑：从投资驱动到消费引领的范式转换

基建投资收益率的持续走低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导向不符，倒逼财政转向消费驱动。基建投资是财政传统稳增长工具，这也令我国政府和国企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但基建三大行业投资收益率自2015年均为负值，难再发挥稳增长效果。

财政消费驱动战略聚焦两大核心，一是延续以旧换新政策。二是对服务消费精准补缺。耐用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著，2024年9-12月限额以上商品零售同比增速较1-8月提高1.6个百分点，驱动2025年再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另外，针对人均服务性消费较疫情前趋势水平存在1993元缺口，预算草案支持扩大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

民生底线的财政保障强化，或可通过改善社会预期进一步稳定消费。国际比较看，我国政府对居民的经常性转移占GDP比例较低，2021年为6.8%，低于美欧日韩。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草案均对民生保障有更积极的表述，后续财政或可进一步兜牢民生底线。

风险提示

政策变化超预期，经济变化超预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