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现场办公会是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中的一种会议形式，体现了党的群众工作理念，承担着任务推动、信息沟通、形象展示等多种治理功能。现场办公会是由决策方召集各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进入项目建设、信访调解、应急处突等实际工作场景，直接介绍情况、共同分析问题、面对面沟通协调，形成利益相关者接受、治理主体能够执行落实的决策，推进工作向下一阶段进展的会议形式。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会议，现场办公会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在场感、互动感和共情感。与常规会议相比，现场办公会具有明显“看得见”的特点。“看得见”是指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问题等会议要素具有清晰可见性，尤其是治理主体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对话，治理问题在现场中呈现。

在现场办公会的治理逻辑中，“看见”这一核心要素由参会各方共同完成，包括上级领导识别问题并召集会议、观察干部能力；下级官员对治理“信号”的捕捉、参与信息沟通等。会议中不同面向的行动被各方“看见”，由此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制。

注意力被看见：纵向推动治理资源整合。首先，现场办公会是一种注意力分配与再分配的过程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领导的承诺和注意是官员能够得到的最有力保障。现场办公会由高级别领导提出动议并召集，本身就是一个注意力配置与显示过程，意味着领导对某项工作、某个地方的“重视”。下级官员对这种“信号”有着敏锐的捕捉能力，“上级注意力的纵向传导，使得下级注意力配置的既有平衡状态被打破并向特定方向倾斜。”其次，现场办公会上，领导的现场决策能够消除决策层级过多导致的延误，推动政策和项目的快速落地执行。纵向推动还强化了责任落实，领导对下级单位和人员的直接要求，可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有效规避执行中的拖延推诿。第三，高位推动能够突破“条块”壁垒，有效整合跨部门资源。比如，县委书记赴乡镇召开现场办公会时，有权要求县级财政部门、交通部门等相关职能单位充分发挥作用。尽管乡镇与职能单位之间可能条块关系紧张，但领导的介入可以促使资源跨条块整合。现场办公会成为整合“碎片化权威”的一种工作机制，避免了低效沟通和扯皮。

能力态度被看见：横向竞争激发治理效能。现场办公会也是触发地方官员进行横向竞争的场景。参与同一个现场办公会的地方官员通常级别相同或相近，面对政策执行任务会自发形成竞争态势，使得现场办公会成为展示能力的舞台。政治评价“依任务提拔人”“以事评人”的价值取向契合了党选拔干部“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重点任务构成了组织部门判断各级党政干部能力的关键事件。现场办公会高度聚焦于重点任务的推进，使其成为一个上级领导评价、识别干部和地方官员展示能力的鲜活场景。官员间的竞争，尤其是基于政绩考量的竞争，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信息被看见：沟通协调优化治理效果。现场办公会通过组织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在问题发生的实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有效地将问题公开化、透明化。这种直接交流的方式可以让各方将问题的核心要素、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清晰地摆到台面上，推动信息流通。面对面的互动不仅增强了参与者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加速了决策过程。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需要多部门协作、快速响应的复杂情境，展现了现场办公会在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的独特价值。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现场办公会起到将治理过程“可见化”和加速化的作用。在各治理层级或治理领域中，围绕各方关注、难以解决的问题，治理主体与利益相关方在同一个时空中沟通交流，形成治理聚焦，既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也有利于缩短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更有利于提升治理者形象。现场办公会语境中的“现场”除了指具象化的空间现场，如项目工地、信访一线等，更有多方“在场”协同、“即刻”行动的意义。与常规会议相比，现场办公会将协调、沟通、分工、确责、督办以及决策过程融为一体，生动展现了中国治理体系纵向推动与横向竞争相结合的特征。但是，现场办公会也存在局限性，如何在发挥治理效能的同时，规避沦为形式主义的风险、避免决策随意的隐患，依然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杨雪冬 路旖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