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问题的交汇点」

2002年，申教授还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首批海外特聘专家授课让他发现了会计学研究的乐趣。“原来，本科阶段的学习和实际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差异。”

其中一位特聘专家是著名学者李志文教授。“出身经济学领域的李志文教授给我们讲授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学经典论文，这让我的思考方式不再局限于纯粹的会计学，而是更多地偏向经济学。”

申教授还体会到其他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直觉”的运用——原来直觉化表达能让复杂的知识简单易懂。研究如此，交流亦是如此。

带着这份对学科印象的改观，申教授前往香港深造。在香港的学习相对平稳，却让他在学术研究上进一步沉淀。因为之前在清华的经历，他在香港对学术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没有感受到像在清华时那样巨大的差异，但这里的学习让我在研究思维和方法上有了更深入的提升。”

在香港科技大学做毕业论文时，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苏克文（Kirill Novoselov）老师给了十分关键的建议。“苏克文老师当时并不是我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但读了我的论文后，建议我‘Think Big and Think Deep’，还为我引入了一些之前未关注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经典文献。” 这些思路让申教授受益匪浅。

博士毕业后，申教授先后在荷兰和新加坡工作。现在回顾，申教授发现荷兰并未给他带来文化冲击。“我以往接触的很多信息都以美国为基础，对欧洲大陆的了解相对较少——很多原本认为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在欧洲其实也同样存在。”很多曾以为是特殊性的问题，实则具有共性，只是自己之前视野不够广、了解不够深。“这对我后来的思考其实影响很深远，很多一度以为需特定情境理解的东西并非如此，应从更高更广角度看问题。”

“现在中国的会计学研究存在矛盾，大家都希望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成果，过于集中地去研究那些所谓中国特色、别的地方很难研究的东西，却忽略了很多共性问题，导致研究领域相对狭窄。”

无论是受过传统学术训练的博士生，还是年轻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申教授认为，这不仅限制了本领域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影响研究者对其他领域的关注。

「好选题远不只是成功的一半」

申教授来经管学院参加面试时，学院还在知新楼，尚未搬至 TA 教学楼和志仁楼。“加入学院那年，学院老师大概只有63人，而现在已经135人了。” 学院发展迅猛，经历了转型和正规化。“就像初创公司成长为大企业，要有更完善的体制和流程。”

 “年轻老师，对教学非常热爱和用心，大家都在努力提升教学质量。”申教授感受到浓厚的教学和研究氛围，“大家都愿意去体验新的东西，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

他直观感受到，近年涌现的新技术，为会计学研究和教学都带来新机遇。

过去对公司文化的研究大多基于定性，或者通过有限的访谈调查进行研究。但现在借助人工智能，就可以利用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等多维度的数据进行大规模的动态研究。这极大拓展了研究的空间。

新技术带来了新方法、新数据和新主题。过去对公司文化的研究大多基于定性分析，或者通过有限的访谈调查来进行。传统研究模式容易陷入单一领域，导致研究视野受限。“一直局限在传统的研究模式里，不拓展研究空间，就会陷入越来越拥挤的赛道。”

要想避免无效内卷，还需要用好选题、好方法去打动人。提出的研究问题足够好，大家对方法和数据的容忍度也就更高了。“因为这时候的问题让人觉得值得思考，不仅你需要解决，别人也想来解决。”

“选题不仅是成功的一半，它远不止一半。”申教授形象地说，“挖坑永远比灌水重要”。

「技能或许会过时，思考不会」

或许也是出于直觉化需求，申教授会将课上内容与日常生活结合。课程的评估方法其实和管理会计中的平衡计分卡、KPI 等概念相通。以此作比，申教授向学生解释评估方式的目标和设计理念方法，“这样能让学生将管理会计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课程之间也可以融会贯通。会计学上谈估值问题，也能谈投资组合理论里的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论是研究人的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商科专业归根结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不同课程的知识理应是紧密相连的。”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技能容易过时。“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思考方式。”他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愿意下更大的力气。”

会计学习角度有两方面：一是学会准备，即准备财务报告、制作三张表；二是学会决策，即如何基于会计数据进行分析与决策。新技术发展，正让会计教学愈发转向决策，“理解分析结果并应用于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才是值得努力的教学目标。

学科建设是双向奔赴的过程。申教授希望凭借对业界的了解，同时邀请业界专家来为学生分享，让大家明确学习与未来的方向。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同学了解到他们将面临何种挑战，希望同学们愿意跳出自己对会计的传统认识，跳出自己以为的限制，拥抱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