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房” 是南风窗的荐书栏目，此后每周，它都会与大家相会。
这个栏目本着“为读者挑选好书”的宗旨，每一期会为大家选择几本读物，它们可能是新近出版、受到我们关注的书，也可能尚未成为流行读物的好书。
读书难以走捷径，读者的时间也是宝贵的，我们的推荐只是一份指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来选择，希望它能对你有点用。
01.
《格外的活法》
[日] 吉井忍 著
文汇出版社
2025年2月
写过《东京八平米》《四季便当》的吉井忍，今年2月又出版了新书《格外的活法》。这本书历时采访7年，收录了12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有兼职收垃圾的漫才艺人，有给独居老人送外卖的摄影师，还有在日本网站制作中国摇滚数据库的留学生……
用她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不是“奇特人物”，也不太会是家长给孩子做榜样的人物，因为她/他们都不在“主流赛道”上。然而，在高度老龄化、贫富差距加剧的日本，“主流”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狭窄，能跑的路也越来越逼仄。那些被淘汰的，就成了“无用之人”。可“无用”也并不意味着无路可走，至于跳出“胜负束缚”后的路该怎么走下去，也是她一直想要探寻的问题。
这些活法不是突然的灵光乍现，或是遥远的求而不得，大多是缓慢的，逐渐偏离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比如第二章《你的垃圾，表现出你的人生》中，搞笑艺人泷泽秀一22岁进入演艺圈，十几年来“几乎从没当红过”，甚至到了36岁（2012年），太太生孩子需要40万日元（约1.95万人民）时，对他来说都是笔天文数字。他急需找到一份兼职，但在日本，“超过35岁根本没戏”，他只能在同行的介绍下，找到垃圾回收员的工作。
但幸运的是，他们都在新的活法里完成了自洽，逐步塑造成了现在的自己。比如摄影师福岛淳史，起初送便当只是为了谋生，后来在老板建议下，他开始在送餐途中给独居老人拍照。然而，刚开始，他认为这是一种利用——拍下那些孤独、衰老的独居老人，内心有种愧疚和罪恶感。直到朋友看完他的作品，给他说了一句话，他才找到了自己一直寻找的答案，“你拍的不是死亡，是生命”。
是啊，为什么世俗总要用“悲惨”形容独居老人，用“幸福”形容孩童？就像书中所说，“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不管年龄或生存状态而对其妄加论断，更是损人不利己，说不定那是隔壁邻居正在过的生活，或许是二三十年后的自己”。
所以，我们也无法判断书中谁的活法更好，更有参照意义，但或许，可以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反观自己——是不是被捆绑在了别人和社会的看法里？
想象人的身体里有一根与脊椎相似的笔直延长的中轴线，它代表人的内核。有些人的线，是一根坚韧的钢索，稳固而不可动摇。但对有些人而言，则像尤克里里上的琴弦，随便什么人都能来拨弄一次，于是左右摇摆，噪音填满了大脑。
究竟想活出怎样的人生？难的不单是活出自己，更是守住底线与尊严，在这混沌的世界里，稳住自己的那条线。
推荐人：乔悦
02.
《激情的陷阱: 过度工作、理想工人和劳动回报》
[美] 埃琳·A.契克
(Erin A. Cech) 著
金方廷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2月
每天醒来都恨自己要上班的时候，重生之做一份自己充满passion的工作，会好起来吗？
“长大后想做什么”？喜欢、热情是极为常见的决策因素。工作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个性表达和自我认同的载体。像乔布斯所言：“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就继续去找。”为了在劳动中寻求自我实现，我们甘愿牺牲时间、精力、薪酬。
更当下的一种情形是，我们已然接受有偿劳动可能带来自我异化的事实，如果注定要面对普遍过劳、缺乏保障的恶劣职场现状，选择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则成了一种预防或补偿措施，从劳动中汲取意义感和情绪价值，能够对冲无聊和挫折，让自己不至于变成空心化的“工具人”。
“我爱我的工作”仿佛一剂良药，《激情的陷阱：过度工作、理想工人和劳动回报》作者埃琳·A.契克在三年的工科学习和一系列服务业兼职后也确信，“我不能从事那些无法让我满足的工作”。她追随激情，从电气工程转向社会学。
但讽刺如影随形，调查显示，遵循“内心热爱”做出专业或职业选择的人，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会促使他们付出额外的努力，但雇主会利用他们的激情，榨取更多劳动而不提供更高报酬，使他们成为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理想工人”。她在访谈中意识到，在工作里追寻成就感，反而助长了阶层、性别和种族间的不平等。
她在书中指出，寻求激情与更广泛的文化信念有关，如优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责任论。这些观念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公平的，一个人要获得成功只需要努力工作和奉献，个人即使没有社会支持和基础设施帮助，也要对自己的经济命运负责。
实际上，追求激情是一种特权。富人和中产阶级更有机会从事他们所热爱的稳定工作，因为家境编织的财务安全网和社会文化资本提供的跳板帮助他们驾驭了各种挑战和牺牲，且他们通常会对他人抱有同样的期待。
与此同时，资源有限的人为了“理想”，“错误”地选择需要社会资本扶持、经济基础供养的专业、学科，陷入持续不稳定甚至长期失业的困境，这种系统性不平等却被激情原则“洗白”成个人失败。
正如译者提醒，中美职场存在着一定差异，中国求职者往往对于理想职业认知高度同质化，会在一种强烈目标导向的求职心态下，早早进行大量个人投资，期间过度漠视了激情和主观爱好，又在当下这个“优绩”日渐不等同于“优秀”、“优秀”也很难继续兑换成“优越”的时代，陷入个体职业困境。
但与其鼓励追随激情，尝试将求职置于更为确定的社会结构和话语中进行全面审视，至少能将工作从个人主义话语中“拯救”出来，只有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个人转变为集体，才能认真检讨职场中的结构性缺失，从而有可能探及解决劳动力困境的集体行动方案。
而且，职业可以不必成为自我意义创造的核心。一个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答案应该远远超出有偿劳动的范围。
推荐人：晓谦
03.
《极北森林：移动的林木线》
[英]本·罗伦斯 著
王晨 译
未读·海峡书局
2025年1月
这是一本可以重新定义“公园20分钟效应”的书，豆瓣评分9.7，它完全值得。
当气候变暖已成既定事实，物种如何应对却仍是一个未知数，而在策略各异的应对中，人类又能发挥什么作用？或者说末日有一天到来，在空间有限的方舟上，作为诺亚的人类，要选择让哪些物种存活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哪怕在人类消失之后，森林将仍然是“可能性的海洋”。
“林木线”是一个生态地理学概念，在早已过时的地图上，它被标记为7月10摄氏度等温线，作者批判它被描述为线的概念是极具误导性的。在事实层面，林木线指森林—苔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它动态地定义着地球北极圈的边界。
如今，这条过渡带正在剧烈摇摆。过去50年，气候变暖导致北方森林以每年几百英尺的速度北移，远超自然演替的节奏。在那里，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显而易见，森林侵入冰冻的苔原，用根系加速了永久冻土层的融化，足以加速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被释放到大气中。
但和呼吁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同类书目很不一样，这本的重点不在谴责和说教，也没有声嘶力竭式的呐喊，作者只是用调查记者的敏锐风趣笔触记录下了三年实地调研中的所见所闻。
在阅读体验上，这本书有一种魔力，那些突犯“厌人症”，间或被现代生活挤压到想尖叫的瞬间，只要打开这本读上两段左右，躁动难安的“我”很快就会被愉快地忘掉。
因为它读起来像一本文学性极高的游记，苏格兰高地的欧洲赤松、斯堪的纳维亚的桦树、西伯利亚的落叶松、阿拉斯加的云杉、加拿大的杨树和格林兰的花楸，三种针叶林、三种阔叶林，六种迥异的地理和人文生态，读者的想象力时时被牵引其中。
此外，相比《寂静的春天》中的肃穆和灾难，《极北森林》有一种充盈在字里行间的精神气息，易于捕捉却难以形容，要一直读到在桦树和驯鹿部分，作者提到挪威萨米人宇宙论中的“一体性”精神，用萨满的魔法鼓上的环形系统说明，其中最底层是萨米人、他的家、他的驯鹿以及森林里的鸟和猎物，之上是雷、风、月亮和太阳，才有点恍然大悟。
这正是《极北森林》难能可贵的地方——作者的写作也贯穿着这种哲学精神上的“一体性”，人在自然秩序中有专属自己的能动位置，同时决绝地排除人类中心主义对天地万物的蔑视亵渎，在这样的意义上，“用树的时间观去思考”的尝试短暂地取代以我为中心的视角，给人一种隐秘的解放感，仿佛最古老的古自然林的气味，也同时触达了渺小的我，这便是我读到的。
推荐人：张茜
04.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
[日]蛭田圭
（Kei Hiruta）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是两位相当重要的思想家，他们是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战争、集中营、大屠杀的亲历者和思考者，阿伦特是犹太人，有过恐怖的集中营经历，对纳粹和极权做过深入的批判和反思，柏林在俄罗斯成长，苏联和斯大林唤起他的兴趣。
那些爱好政治哲学，或同样对20世纪政治之恐怖有思考兴趣的人，可能都是他们的读者，也会从他们的著作和思想里受益匪浅。但遗憾的是，这两个表面相似的人之间，却存在深刻分歧和冲突。
日本学者蛭田圭也将两人当作自己的思想英雄，他的新著，展示了两人之间的具体冲突，比较了两人关于对犹太人和锡安主义的不同态度，关于自由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极权主义和非人性的不同分析，是近期关于两人思想的较好梳理，清晰易读。
或许由于性格和性别的关系，伯林对阿伦特极为厌恶，称阿伦特为自己的“眼中钉”，认为她自命不凡，太过自以为是，缺乏同情心。伯林也看不上阿伦特的理论工作，将它称为“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他“察觉不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好在哪里，把阿伦特的《人的境况》斥责为“最令我呕吐的书”，对阿伦特“所写的一切，感到奇怪的反感”。相比起伯林的在意，阿伦特则忽视伯林，几乎没怎么提起过他。
伯林相对温和，是更经验式的，冷静，重常识，反形而上学，阿伦特笔力如刀，受惠于欧陆哲学，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不屑一顾，甚至认为英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哲学家。区别伯林的，是阿伦特对政治的强烈热情，以及深深的希腊烙印。稍显粗暴地说，对伯林，自由是政治的先决条件，对阿伦特，政治是自由的先决条件。
伯林最看重消极自由，即人要拥有不被干涉和选择的能力，他担忧积极自由导致的政治滥用。他信仰的价值观是英国式的：对别人给予尊重和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胜过自豪感和国家使命感，自由可能与高效率不相兼容，但也优于过度的效率；对那些珍视自由的人来说，多元和不整齐比严格强加的包罗一切的制度要好。
关于伯林的两种自由，蛭田圭作了贴切的比喻：积极自由是许多敞开的门中的一扇，如果一个人选定了，他可以走进这扇门，而消极自由把首先拥有各种敞开的门作为先决条件。一个不行使积极自由的人的生活可能是贫困的，但是一个没有消极自由的人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
对阿伦特，自由是行使政治参与的机会。政治行动总是与他人一起行动。阿伦特将政治置于其他人类活动之上，因为在她看来，人的存在有着预先的结构，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取决于人的条件。
她将政治领域定义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相互联系，相互展示自己的身份，共同行动，不仅创造，而且维护中间地带并使之制度化。她希望男男女女不要太关心自己，而要开始更多的关心我们的世界。她认为没有言语和行动的生活是死的，它不再是人的生活，因为它不再生活在人类之中。所以，“成为人和自由是一回事”，而自由就是行动。
在捍卫人的尊严上，两个人，一个代表宽容，一个代表勇气，它们都是重要的品德，在不同的情境下被需要，回望历史，没有这两者，人都无法自由。
推荐人：青霆
05.
《父母格差：“拼家长”时代的冲击》
[日]志水宏吉 著
高璐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1月
在一次大学课堂上，志水宏吉提到“拼家长”的话题时，学生们给他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一个是“父母盲盒”。那是日本近期流行起来的说法，意指“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投胎在谁家就已经被决定好了人生”。
这正是志水宏吉在《父母格差》一书中揭示的日本社会现状：日本正从“精英主义”（“优绩主义”）迈向“父母格差”社会。所谓“格差”，指阶层等的差距，父母格差就是家庭条件的差距。
书中指出，现代社会推崇的优绩主义，原本是为了打破由身份和家庭背景主宰命运的“贵族主义”，让个体冲破社会身份等级的束缚，实现阶层自由流动，如今却演变成了拼家长的家长主义社会。
在“拼家长”的时代，家庭财富和父母的教育愿望，将极大程度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作者通过数据和案例，指出不同家长在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资本上的不平等，造成子女成长道路上的鸿沟。
资源充裕家庭可通过信息优势和高额投入，让子女抢占择校、课外辅导、升学竞争等先机。部分高知家庭即使经济有限，也能通过宽松的教养环境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力。然而，底层家庭的孩子即便天赋过人，往往因资源匮乏，努力却无希望。
“被各种资本尤其是被文化资本眷顾的中产阶级孩子不仅能很好地适应学校文化，还能顺利完成优良的教育。与此相对，没能被文化资本眷顾的工人阶级孩子很容易在学校教育中遭遇失败。”一些孩子被逼入“绝境”，与此同时，中产家庭深陷焦虑，教师苦于教学。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公立教育资源萎缩，迫使家庭涌入私立教育市场。当教育沦为商品，其分配逻辑遵循市场法则，实际上家庭资本的多寡成为决定性变量，阻碍教育公平的实现。
若放任“拼家长”逻辑持续下去，教育将可能进一步沦为“世袭教育”，社会流动通道的堵塞亦将引发更深层的社会矛盾。这本书试图揭露当下具有普遍性的教育异化的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教育，对我们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推荐人：黄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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