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人民论坛
【摘要】当前，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保持稳固，制造业展现出强劲韧性，攀“高”向“新”趋势明显。在产业发展层面，中国制造业稳步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主要得益于创新驱动、数智化赋能、供应链布局调整以及深化改革的作用。应该看到，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仍面临挑战，同时存在继续攀“高”向“新”的机遇与良好条件。进一步提升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和水平，需要稳定制造业比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数智化绿色化双转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关键词】“世界工厂” 高质量发展 产业链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一个国家被称为“世界工厂”，是指该国制造业的总体和主要行业、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在生产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份额等方面处于世界同类产业或企业的领先地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2007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10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被公认为“世界工厂”。此后中国制造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较高速增长，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攀升。近年来，尽管面对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涨、房地产等传统增长动能减弱、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等风险挑战，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仍保持稳固，展现出强劲韧性，呈现出攀“高”向“新”趋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稳固，显示出强劲韧性
2018年以来，美国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对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先进制造业进行打压遏制，且强度不断升级、手段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中国有效解决内部问题、化解外部冲击，保持了制造业的稳步较快增长，展现出制造业的强劲韧性。
从产出规模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至2023年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38684.8亿美元增加到46587.9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7.2%提高到28.80%，其间的2021和2022年间由于新冠疫情对世界其他地区冲击大，而中国保持了生产活动的稳定，因此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一度提高到30%以上，此后占比虽有回落，但仍超过2018年1.6个百分点。2024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超过GDP和第三产业增速0.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增长6.1%。
从制成品出口规模看，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2018至2023年间，中国制成品出口从23181.6亿美元增加到31051.8亿美元，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17.8%提高到接近20%。面对美国加征关税和原产地规则的限制，中国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和出口地区结构，2024年保持了出口的稳定增长，全年货物出口增长7.1%，进口增长2.3%，货物进出口顺差70623亿元，折合992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也刷新了贸易顺差的世界记录。
从利用外资和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中国FDI流入量从2018年的1383.1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1891.3亿美元，2023年回落至1632.5亿美元，FDI流入量占世界比重2018年为10.1%，2020年提高到15.2%，2022年和2023年分别回落至14.0%和12.3%，但从2020年开始中国FDI流入量就稳定在世界前两位；2021年至2024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4.8%、4.9%、2.8%和3.1%，而同期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3.5%、9.1%、6.5%和9.2%，明显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示出国内外资本对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信心。
中国制造业呈现攀“高”向“新”趋势
中国制造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了强劲韧性，具体表现为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动能，未来产业呈现新亮点。制造业向“新”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向高端升级的过程，增加值率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全球话语权加大，产业链供应链也更具韧性。
焕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和分工地位稳步提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化解成本压力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2018年至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从13.9%提高到16.3%，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从32.9%提高到34.6%。在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中，装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从2018年的40.6%提高到2023年的44.9%，而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等6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从7.9%下降到5.0%。从中国出口结构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纺织和服装出口占中国制成品出口比重从2018年的11.9%下降到2023年的9.6%。二是从价值链的中低附加值环节向中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特别表现为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中间品、资本品占比以及在出口中比重的提高。数据显示，在中国产品出口结构中，消费品出口额占比从2017年的36.4%下降到2022年的35.1%，而同期中间产品出口额占比从16.3%提高到2022年的18.6%。2023年，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占比达58.5%。三是通过生产性能更强、质量更好、品牌更优的产品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实现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攀升。在家电、汽车、机械装备等产业，“中国制造”的品牌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高，产品价位也呈现攀升趋势。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低碳水平明显提高。
扩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优势，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近年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源。一是在一些短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也是美西方国家对中国打压遏制的重点。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一些重大装备、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对进口依赖较为严重。面对美西方国家的“脱钩断链”等打压遏制，中国在高性能纤维、航空发动机、集成电路装备、EDA软件、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解决了许多关键投入品“有无”的问题，显著提高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二是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工程机械、发电和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盾构机等领域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产业规模全球领先。2023年工业机器人产量43.0万套，位居全球首位；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增长，2024年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5.7%、74.1%和63.1%；生物医药产业技术水平进步明显，原创药研发上市进程提速。三是在一批新兴产业赛道取得全球领先优势。低碳和新能源领域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新三样”表现亮眼。2023年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新三样”出口突破万亿大关，成为带动中国出口的重要力量。
育新：加快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孕育新质生产力新亮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和突破、成熟，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一批未来产业不断孕育形成。未来产业虽然目前还未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但由重要的颠覆性技术所催生、满足经济社会重大需求，因而潜力巨大，主要国家纷纷布局。中国已经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同时前沿技术的高不确定性特点也决定了世界各国处于接近的起跑线上，中国具有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并取得产业领先的可能。近年来，中国未来产业在技术上加速突破，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果，一些领域已经开始向工程化、产业化迈进。根据国际咨询机构iCV Tank发布的《2024全球未来产业指数》报告，中国2022年至2024年连续三年未来产业国家前景排名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未来产业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未来产业的领先优势孕育着中国产业向全球领先地位攀升的巨大潜力。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攀“高”向“新”动力足
科技创新：驱动中国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全球价值链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根本上离不开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中国研发投入呈持续增加态势，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分别于2019年和2022年迈上2万亿和3万亿台阶，2024年达到36130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24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且与OECD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持续提高，从2018年的5.5%提高到2024年的6.91%。中国积极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如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磁约束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中国散裂中子源、中微子实验室等，为基础前沿领域科技突破筑牢基础条件。中国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总量2023年达到724万人年，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企业资金在R&D经费支出中的占比2018年为76.6%，2023年提高到79.3%。研发投入资金和人员的增长推动中国科技产出的快速增长。中国科技论文发表量世界第一，PCT国际专利、马德里国际商标、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创新指数排在全球第11位，其中知识和技术产出分指数排在第3位。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不但使中国企业可以优化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而且推动一些新技术产业转化直接形成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催生具有高成长潜力的独角兽企业。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二位。一些新技术还会颠覆既有的产品架构、生产流程，给中国带来换道超车机遇，汽车电动化、智能网联化趋势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数智化赋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保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但催生一个增长快、潜力大的数字经济部门，而且数据要素成为数智化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并进入生产函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获得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对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深刻变革性影响，发挥着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数字技术具有强大的赋能作用，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3年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27.6万台，占全球新安装量的51%；中国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0.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2.9%；在世界经济论坛评出的全球189家“灯塔工厂”中，中国大陆占73家。二是增强和丰富产品功能。随着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电子元器件、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在产品中集成，传统的物理产品呈现高度数实融合、软硬结合的新形态，具备了许多原来物理结构下所不具有的功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更偏爱具有数字化智能化功能的产品，因此在接近的售价下，具有丰富数智功能的产品就更有市场竞争力。三是基于数字技术拓展增值服务。无论是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户，都呈现出对个性化服务需求增加的趋势，从而推动了制造业从生产和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组合转变。依托于数字技术提供的实时连接、数据分析、智能操控等功能，制造企业可以基于产品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不仅能够增加用户黏性，而且能够增加营收和利润。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技术世界领先、数字科技人才供给充裕，因此具备通过数智化赋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推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能力。
产业链布局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地理空间不仅为产业发展提供各种生产要素，而且形成支撑产业发展、演进的生态体系。产业链布局调整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内梯度转移保持传统优势。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大、人口多的大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当东部地区由于工资高企、土地供应紧张而造成制造业传统价格优势削弱时，中西部地区仍具有相对充裕的土地空间、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此外一些地区还拥有自然资源、能源优势，有利于制造企业就近取材。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仅有利于保持制造业成本优势，而且通过产能布局的多元化也有利于提高供应链抗冲击能力。二是以产业集群增强产业根植性和竞争力。产业集群是同类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服务商等在较小尺度空间高度聚集形成的空间形态，高水平的产业集群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有机生态，集群中的企业相互依赖、共同演进。产业集群有助于促进创新、加速新技术产业化、提高供应链响应速度、降低最终产品成本，从而有利于产业保持竞争力和不断演化升级。同时，产业集群内由大量企业构成的生态相对单个企业更难迁移，展现出更强的根植性。中国高度重视产业集群的培育，目前已经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甚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2019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等五大领域；2022年和2024年，工信部分两批评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涵盖高端装备（29个）、新一代信息技术（16个）、原材料（15个）、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7个）、消费品（6个）、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5个）、光伏（2个）等领域。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前100家科学技术集群中，有中国大陆的集群26个，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分别排在第2、第3、第5和第9位。三是产业外迁客观上推动了向产业链上游升级。近年来由于国内成本上涨、国际上美国加征关税和推动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现象比较明显。随着资源禀赋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既是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也是一国企业竞争力增强后全球化发展的需求。中国产业链外迁的速度和规模总体可控，电子装配、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不仅给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置换出土地、劳动力、环境容量等生产要素空间，而且带动了中国产业链上游中间产品、机械设备的出口，进而推动中国国内产业向产业链更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
深化改革：充分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活力、激发创新创业动力，又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加快产业能力构建，特别是要将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举措。例如，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1996年开始实施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近年来加计扣除比例不断提高、使用范围不断扩大，2023年企业累计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金额达1.85万亿元。为支持国产化产品的使用，实施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保险补偿制度。为促进科技创业以及科创企业发展，设立“科创板”，鼓励耐心资本发展，提升银行信贷对科创企业的重点倾斜和支持力度，构建多层次的科技金融体系。为加速科技成果产业转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通过对用户进行补贴的需求侧产业政策支持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针对未来产业加强引导和前瞻布局，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2024年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产业攀“高”向“新”机遇，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围绕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提出一系列改革任务。
中国制造业攀“高”向“新”面临的挑战、机遇与条件
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表现出强劲韧性、发展质量持续提高，但仍然面临着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从内部看，工资水平已经明显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而且随着出生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不仅可能加剧制造业劳动力供应紧张局面，而且还会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增速与消费结构。从外部看，大国博弈呈升级趋势，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加强原产地规则要求、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收紧两国相互间在高科技领域投资等举措，不仅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迁压力，而且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在技术、供应链、市场、资金、人才等方面面临更大困难。
也要看到，中国制造业攀“高”向“新”面临着战略机遇，具备扎实的条件和基础。战略机遇方面，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前沿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给后发国家带来引领科技发展、颠覆传统产业链格局、在新兴产业抢得先机的机遇。二是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充斥着极致利己主义、凌驾乃至肆意推翻规则的霸权主义思维，正在削弱美国的号召力，给中国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合作带来空间。三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越南、印度、墨西哥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加速。中国同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与供应链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给推进供应链合作、贸易与投资合作提供了空间。
在发展条件方面，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供给、产业配套体系和制造能力、数字化和绿色化等通用目的技术等方面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全方位系统部署，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制度条件。
促进中国制造业进一步攀“高”向“新”的重点任务
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是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产业分工地位、科技引领力、产业链控制力等“质”的方面。推动中国制造业攀“高”向“新”、进一步提升“世界工厂”地位和水平，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一是稳定制造业比重。尽管按照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的新趋势，中国制造业比重将逐步下降，但是考虑到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有必要将制造业比重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障供应链安全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
二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基础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颠覆性、原创性技术突破的涌现。推动颠覆性技术的产业转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促进通用目的技术的扩散应用，推进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三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特别是用户企业牵头整合创新和产业资源进行“卡脖子”技术的产业化攻关，尽快补齐重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增强供应链韧性和产业安全水平。
四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支持制造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开展服务型制造。鼓励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供研发设计、金融服务、供应链服务、数字化赋能等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五是推动数智化绿色化双转型。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支持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提供商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大模型垂直应用、对企业数智化改造提供支持等措施，推进制造企业有序开展数智化转型。通过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和鼓励应用、加强碳排放双控等激励和约束措施，推进制造业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
六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世界工厂”离不开全球分工与合作，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国际环境中，要尽可能地利用全球技术、人才、资源和市场来发展实体经济。畅通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促进双方在科技创新、新技术产业化推进、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与产业链合作。推进新技术与新兴产业领域全球经贸规则、治理规则的构建，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4YZDJ005）阶段性成果】
责编/于洪清 美编/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