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互联网的信息洪流中，真相与谣言犹如一对影子兄弟，常常让人难辨真伪。
- AI生成的“地震男孩”被压废墟
- 剧本摆拍的“外卖小哥”遭遇刁难
- 网络水军刷单控评左右舆论
- 流量推手炮制热点滋生谣言
以上这些虚实丛生的信息，正在深远地影响和危害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以及社会治理成本的无效增长。
那些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背后，以“真相”为名的乱象和伤害，如何侵蚀着我们的清朗空间？
在近两年发生的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暴力公共舆论事件中，有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事件造成当事人社会性死亡；有大学生与外公合影被编造“老夫少妻”，当事人遭受网络谩骂；还有“粉头发女孩”被网暴造成当事人抑郁轻生等。
当每一次网络虚假信息演变为对公民个体的现实伤害，当谣言被大量传播，构建“法律约束-技术拦截-全民共治”的立体防线已刻不容缓。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引起了广泛关注——2024年，有292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定罪判刑，有91人以侮辱罪、诽谤罪被定罪判刑。“按键伤人”的网络暴力行为目前已成为典型的网络乱象之一。
发布案件警情通报
警察竟也被网暴
谣言和网络暴力，不仅造成个体伤害，也在破坏社会共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场没有任何赢家的“公众审判”。
2024年4月，一个网名叫“胖猫”的湖南小伙儿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有关他和女友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被家人公布到网络，从而迅速演变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引发网民持续关注。随后，一场极具标签化的谣言传播和网络暴力，也让被迫陷入舆论“风暴眼”的一座城市，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初春的江面，水流湍急。2024年4月，胖猫在这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人生。因为胖猫的姐妹怀疑，胖猫是因为他和女友谭某在交往中，遭遇了情感和财产诈骗才去轻生的，于是她们将此事公之于众并向警方报案。现在回头再看，这场关于胖猫的“悲剧”，也许从那时起才算真正开始。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刑侦支队政委 何鎏：调查范围大概有2年多的跨度，除了当事人双方，还有其他关系人逐一进行梳理，让我们把整个事情的原委要调查清楚。警情通报里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求我们要证据支撑；每一组数据都是有往来的资金、账目的体现，我们要求就是在小数点后两位，都必须把它搞清楚，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当时，为了尽快回应公众关切，重庆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仅南岸分局就集合了来自刑侦、网安、经侦、治安和法制等多个支队近30名警力组成专案组，赶赴湖南、广州和重庆区县走访调查。
2024年5月19日，重庆警方在以上百万条信息为基础的海量数据中，通过梳理、研判，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一份被称为史上最长的警情通报，本着不遮掩、不回避的透明度，用了2500多字的篇幅，将胖猫生前和女友的交往历程、资金往来解释得清晰明了。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 李中中：单就个案，并不复杂，我们觉得这个工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高效公正、带着温度，传递一个严肃的法律认知，最后让公众明白这个事情的真相，并且要接受这一个法律的结果。甚至我们还想引导民众，再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如何理性，并且带有一定的法治意识来看待它，不要乱上添乱。
难点果然很难，因为谭某不存在涉嫌诈骗犯罪行为，警方不予立案，这份用铁证支撑的法律结论，还是遭到了一些网民的质疑，甚至连办案民警都成了网络暴力的对象。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 崔广迪：警情通报出来之后，我也接受了采访，对我的网暴有很多。比如说像我和谭某有某某关系，还有就是对我的头像以及我的视频进行恶搞，没有底线地造谣。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 李中中：有力挺胖猫姐姐的，有污名化重庆女性的，他们对这个法律结论情感上是不接受的。有人造谣，这个当事人谭某为什么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因为她和这个公安局的局长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像这种谣言，随口一讲，随意一放，居然都有市场。
网民喧嚣之后 不为人知的“账单”
从“胖猫事件”在网络上发酵的那一刻起，这个谣言的“市场”似乎就在不断地被一股“力量”牵引着，标签化的叙事，给当事人谭某刻画了“捞女”的形象，而把“胖猫”塑造成了一个“痴情受害者”的角色。即便有了官方结论，有人依然表现出对法律权威性不屑一顾，而对于大多数网民来说，一场情绪的“狂欢”之后，他们是否在意，自己的同情心被“绑架”了吗？事后留下的“烂摊子”谁来收拾？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网安支队支队长 文谦：在侦查过程中也发现了存在一些推手的问题，有一些自媒体公司，主动找到他们，帮他们包装人设，或者拍短视频，开直播等类型的推广，或者是提升热度的增值服务。不管是从当时发生，还是到后续，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是有推广的情况。
警方给记者出示了一份在调查中固定的证据，这是胖猫家属在其中一个社交平台账号的涨粉数据。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网安支队支队长 文谦：他的粉丝量，从几百、到上千、上万，到几十万，最后顶峰的时候，接近300万的粉丝，实际上整个过程只持续了20天时间，看起来不是一个正常的涨粉过程。
线上，胖猫家属异常涨粉；线下，当事人谭某躲无可躲，她工作的花店、租住的房屋，甚至是老家的住址全都被曝光。有人还专门赶到重庆开启追踪直播。与此同时，一场更大范围的外卖祭奠开始越演越烈，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外卖订单堆满长江大桥的行人通道，重庆不得不启动应急预案，以确保城市基本秩序的正常运转。
重庆市南岸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冯晓鸥：大部分都是通过外卖形式，由外卖小哥送来的。奶茶、汉堡这些祭祀物品，能拿给谁？所以政府只能尽快把它清理了。垃圾清运量达到94.6吨。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 李中中：有个大哥很支持或者可怜胖猫，点了八千块的外卖，摆了一桥。八千块的食物就躺在那里白白浪费掉了，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高尚的，恰恰这种事情是该被鞭挞的，应该让全社会引起反省。
近百吨的食物被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被消耗，专案组之外，还有大量的警力铺排在岸边和水面。当时，因为“胖猫事件”不断被热炒，网上有人扬言要来同一地点跳桥。来自全国各地的报警电话持续数月高位运行，直到现在，水面的巡逻都不敢懈怠。
重庆市公安局水警总队巡警支队副支队长 陈刚：有效警情就增加了两三倍，每个月100到120起。扬言准备还没有到现场，就被我们制止了这种情况更是数不胜数。以长江大桥为例，陆上公安机关就包括渝中分局和南岸分局，还有我们水上分局，三个分局的警力，同时要到附近进行搜寻。一句话的报警，我们就要动用几十名警力来处置。从心里来讲，是一种深恶痛绝的心态，因为我们想保护的，是真正遇到危险的群众的生命。
但是，这些看不见的隐性成本，在流量面前就如同石子投湖，引起的涟漪还在持续扩散。打开胖猫一些家属的社交账号，记者发现，直到现在，有人还在不断地为追求所谓“胖猫事件真相”而持续发声，并发起了针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申请。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陈银仓：根据我们公安机关调查的证据材料，可以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结论，我们这个案子可以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也经得住人民的监督。
外卖员被刁难？
虚假摆拍视频播放量超千万
当某些网民被“流量至上”所驱动，客观公正的法律定性也没有让这场悲剧彻底结束。而现实中，为了博取流量而产生的大量网络虚假信息和谣言，不仅大量占用公共资源，消费社会信任，还让很多特定群体、相关行业和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受害者。
外卖员送外卖时被顾客刁难、外卖员遇到要给差评的顾客表达愤怒……这些都是账号“众包仔小王”视频作品里的常态，讲述着外卖小哥送餐时和顾客之间发生的奇葩遭遇。
在一条视频中，我们看到小哥在送餐时遇到刁钻顾客，最终气愤地吃掉了顾客的外卖，虽然情节有些荒诞，但网友点赞却很认真，高达4.6万多次。不过，这些看似正常的视频，其实也有很多反常之处。
钦州市公安局钦南分局民警 冼圣金：几个视频里面，他的客户声音是一致的。我们就会联想到他是不是请了演员，或者说有没有人来客串。因为他反复的几个视频里面出现的声音，包括演员的身形，哪怕再经过怎么样的打码或者处理，但是身形是完全一致的。
仔细琢磨、必有破绽。在这些视频中，几乎没有完整的事情经过，只有令人气愤的情节展现，给人的感觉是小哥越辛苦，顾客越无理。警方发现，“众包仔小王”一共发布了71个作品，视频创作还不到三个月，总播放量就超千万，转发量超10万。如此高的关注度，视频主角外卖小哥是关键。
某外卖平台安全管理部安全法律研究员 季刚：我们平台对这些视频进行了内部的核查，确认这些视频里面所谓的骑手其实根本不是平台的注册骑手，而且视频里面出现的一些装备，还有场景，明显有摆拍痕迹，所以我们向钦州警方正式提供了报案材料。
“外卖员”谣言殃及平台
辟谣维权成本高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账号的使用者在视频发布之前，也曾做过一个多月的外卖员，辞职后也想做“网红”。因为有过外卖员的工作经历，于是就撰写剧本，以外卖小哥与顾客吵架、卖惨等内容，拍摄视频吸引流量，因为发布的视频内容均为虚假编造，部分视频涉嫌造谣传谣，不仅严重损害外卖骑手形象，还容易误导群众。根据相关法律，警方对4名违法行为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违法行为人 王某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拍出来好玩。后面涨粉，然后就有播放量，就继续拍，多拍几个。看到其他人拍好了，网红可以带货，我也好奇我能不能带货，然后就拍下去。当时我也不知道拍这种内容会影响不好，后面经过这个事情，来派出所里面才知道，我以前拍这个是属于虚构事实。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2024年，仅某头部外卖平台针对其公司外卖员的网络谣言就多达百起，而其中至少有几十起因负面影响大而耗费了企业内部法务、安全等多个部门的联合处置，虽然有的也进入了司法程序，但消除负面影响的效果微乎其微。
某外卖平台安全管理部安全法律研究员 季刚：谣言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即使企业及时发布了辟谣的声明或者信息，它的谣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很难得到彻底根除。如果我们通过像诉讼等维权的方式进行，那么往往周期会长达几个月，其间，谣言的负面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即使最终我们取得了胜诉判决，谣言对企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企业其他的声誉损失，也都很难得到充分的弥补和救济。
在采访中，某外卖平台表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在应对此类不实攻击或谣言时，往往因为司法程序的特定周期，让正本清源、制止谣言的诉讼结果，错过了扭转企业危机的黄金时间。除此之外，还面临着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经济损失难以认定的困境，长此以往，对营商环境的破坏性显而易见。
研究报告：
涉骑手等谣言年增长率超151%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有关《灵活就业类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路径》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网上涉“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谣言的年增长率约151.35%。在这个惊人数据的背后，是什么让这种谣言传播如此之快、又如此之广呢？
虚构事实获取流量，不仅要有外卖小哥的身份，更要有和顾客之间情绪对立的情节，这和清华大学调研报告的相关议题不谋而合。此类虚假信息和谣言的生产，往往通过捕捉人们同情、好奇、焦虑、愤怒等情绪，来设置男女对立、道德困境等母题，设置模板化的故事情节和角色，进而引起大众共鸣，实现流量变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张诗瑶：首先是一个涉及内容制作的链路，先虚构一个身份，比如说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然后再加上一个具体的叙事内容，再加上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敏感话题，最后进行个人情绪化的表达。愤怒、恐慌，利用他的身份，引起大家对他的接近性和共鸣性。
张诗瑶在调研中发现，这类谣言和舆情为何会持续传播和发酵，除了造谣者的源头扩散外，社会认同和群体效应起到了十分强大的推波助澜的效果。简单地说，就是普通受众虽然不是谣言的制造者和发起者，但是在以“共情”为基础的传播中，被动成了虚假信息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当一条虚假信息被大量转发时，用户就可能会产生“如果大家都在传播，它就应该是真的”这种心理错觉，从而加速谣言的传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张诗瑶：比如我朋友圈里，我的妈妈或者是我的同学，发了一条信息，由于我自发对他的一种依赖性和信赖性，可能他发的信息我就同样产生一种信任的心理。第二是大家都更关注于猎奇，觉得按条转发，这个事儿好像也忘记了，这可能就是让谣言迅速扩散的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制。
虚假信息消耗公共资源
负面影响难消除
很多时候，大家不加判断和思索转发，也在加速着谣言的传播，那些在键盘背后滋生出来的虚假信息，既让公众丧失了常识判断，也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2024年7月2日，一则“上海财政紧急向寺庙借款100亿”的文字图片在互联网传播，一度登上各大网络平台话题热搜榜。犯罪嫌疑人孙某在编辑完这条消息之后，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将这条谣言信息发送给了自己的好友。10个小时之后，这条谣言开始爆发性增长，第二天中午，这条谣言的扩散速度达到了全天的最高峰，几乎每10分钟就有1万条左右的转发。
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民警 钱泽文：当时我自己加入的很多群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统计了全网辟谣的相关信息，相关帖文点击量超过了1亿次。
警方最终查实，始作俑者编造这个谣言，只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个人脉广、信源多的人设。虽然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财政局等部门及时展开了辟谣，但是，这条谣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无法迅速消除。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网安支队警长 陈昱汀：发现有大量的网民在这篇文章下面留言说上海经济不行了，还有说连上海都没钱了，也是对整个社会面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一条谣言的产生可能只需几分钟，但为了辟谣，政府各个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核实情况，发布相关声明，再到通过各大媒体及网络平台辟谣以正视听，大量的行政和社会资源被极大消耗。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网安支队警长 陈昱汀：从他制作谣言一直到事件的发酵，大概只经历了10个小时，但是我们公安机关固定证据一直到最后的锁定证据，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花费了大概有20天的时间。
虚假信息的低成本与高危害性，需要法律体系必须精准打击利益链源头。虽然，现行法律都明确了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但实践中仍面临执法滞后与跨境追责难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赵精武：造谣只是动动手、动动嘴的事，但是辟谣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才能予以化解。法律应当对造谣者产生威慑，彻底击溃造谣者、网暴者这种“法不责众”“正常评论与猜测不必担责”“没人知道我是谁”等侥幸心理。只有让每一次造谣、每一次网暴付出代价，才能守护数字时代的文明底线。让造谣者、网暴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切莫以损害结果轻微、实施主体范围广等理由放任造谣者和网暴者。谁向网络泼脏水，谁来收拾烂摊子！
社会共治 向谣言宣战
还网络清朗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净网2024”专项行动，全年侦办网络谣言4.2万多起，查处造谣传谣违法犯罪人员4.7万多人、关停违法违规账号33万多个、侦办网络暴力案件8000多起。治理虚假信息、打击网络暴力，除了法律严惩还需要社会共治。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如何让流量更多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成为资本和个人逐利的工具？互联网平台需要重构流量经济的价值逻辑。
对于普通网民来说，需要做的是：
- 能不能在按下“转发”前迟疑一下？
- 能不能在热搜话题下多查证一下信源？
- 能不能在评论时少一点恶意、多一些理性？
答案，也许就在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判断和每一次发声中。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