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编者按】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创造更多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和投资潜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5年重点任务时,把“大力提振消费”摆在首位。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并就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作出重点安排。如何充分认识提振消费的政策内涵和重要意义?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充分发挥消费的“引擎”作用,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如何进一步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方面的作用?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于 颖 本报记者
嘉 宾:汪 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李敦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国际光影节期间,景观照明成为串联起“文旅商体展”的纽带,带动居民消费,为上海夜间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主持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九项重点任务之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围绕“大力提振消费”作出进一步部署。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深刻理解提振消费以扩大内需的紧迫性和重要战略意义?
汪伟:内需不足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提振消费以扩大内需不仅是稳增长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决策。
一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多发,外部需求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通过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增强经济的自主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是促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支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投资和消费不均衡的状况,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大循环的畅通。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新起点,提振消费能够带动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的顺畅运行,打通经济运行中的堵点,使经济循环更加高效。
三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动抉择。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独特优势。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能够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四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提振消费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消费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李敦瑞: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202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比上年增长5.0%,其中,出口增长7.1%,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贸紧张局势的根本好转。不仅个别国家利用自身市场优势动辄对我国产品威胁加征关税,其他发达经济体也陆续开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限制市场准入。可见,外部需求仍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再看内部需求,通常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202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虽增长3.2%,但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总体上增幅有收窄的趋势。
在外需不确定性较大、内需中投资需求又不旺盛的情况下,消费的重要性凸显。从近年来的数据看,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但消费不振的情况仍然比较明显。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57万元,若按照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7.12计算,超过1.34万美元。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超过50%,而2024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4.5%。就目前来看,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不足60%,低于高收入经济体70%左右的水平,甚至也低于印度、马来西亚、南非、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这表明,一方面,我国扩大消费还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另一方面,提振消费也变得越来越紧迫。2025年,我们要实现5%左右的预定增长目标,除了努力稳外贸、促投资以外,扩大消费已然成为“重中之重”。
胡晓鹏: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集中表现为内需不振,具体表现为消费疲弱、投资趋冷和外需缩减的多重压力不断加剧。为此,党中央将全方位扩大内需列为经济工作首要任务,将其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战略。
首先,内需不足将大概率引发产能过剩与投资疲软。多数情况下,消费增长滞后将直接引发市场需求萎缩,企业库存积压,产能利用率下降。此时,当消费品零售增速放缓时,生产端的过剩产能难以消化,企业利润下滑将削弱投资意愿,形成“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就业承压”的恶性循环。其次,内需不足将可能导致国内分配与流通环节受阻。当前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低于60%,说明经济总量及产出增长未能转化为居民消费能力,导致分配环节的财富流动效率降低。在此基础上,流通环节因为消费需求不足难以驱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导致产业升级所需资金、技术等要素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流动,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进程。再次,内需不足还会导致国内经济运行中供需动态平衡机制的失效。消费既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决定着生产规模和投资方向,同时也是开启新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倘若消费增长乏力,将严重削弱“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互动机制。实践中,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倒逼产业链技术革新就是典型的案例。这意味着消费的活跃度直接影响着产业创新动力。反之,消费停滞会导致供给端技术迭代放缓,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阻碍国民经济向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迈进。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内需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大力提振消费面临新的空间和机遇。如何深入认识和把握我国扩大内需的阶段性特征?
汪伟:一是扩大内需进入更加依靠消费的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内需表现出不同以往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扩大内需的主要动力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未来,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措施需要更加注重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二是消费需求正处于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成为关键特征: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消费需求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品牌、个性化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消费领域不断拓展、消费模式和场景不断创新、消费群体与区域差异明显。
三是投资进入优化方向、提高效益的阶段。提高投资效益,优化投资结构,是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支撑。当前的方向是加大对“两重”建设的支持力度,引导投资向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和地区倾斜,将投资重点聚焦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战略方向。
四是投资与消费亟需进入良性循环的阶段。其政策设计的核心在于构建供需双侧协同发力的制度框架:一方面,以消费升级趋势为导向,引导资本向民生服务、绿色转型、数字基建等领域集聚,推动投资结构与消费需求精准匹配;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服务投资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为消费扩容提供持久支撑。
五是国内国际双循环进入相互促进的阶段。从消费端来看,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消费升级,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机遇,推动了国内外市场的深度对接。从投资端来看,我国消费升级促使全球产业链向高端、智能和绿色方向转型,对外资吸引力不断增强。
李敦瑞:伴随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向,扩大内需的阶段性特征也逐渐显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内需的结构正在快速发生变化。
从内需整体的结构变化来看,扩大内需对消费的依赖度出现了有波动的上升趋势。从2014年至今,除个别年份外,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大于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这就意味着,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之后,我国大规模投资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不断收窄,经济发展正在转向更多以消费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阶段。
从投资内部的结构变化来看,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投资热度不断上升。近年来,房地产和传统产业对投资的吸引力明显下降,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无论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还是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抑或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这些领域以及围绕其发展所需要的“新基建”,正在吸引大量官方和民间投资。
从消费内部的结构变化来看,传统消费不断释放潜力的同时,新型消费正方兴未艾。自2014年至2023年十年间,一系列数据表明,传统消费的潜力不断得到释放。同时,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供给端的改变,以及我国人口结构、社会风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基于新技术、新业态、新风尚形成的新型消费蔚然成风,这些都在深刻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
胡晓鹏: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扩大内需被赋予一些特殊要求。认识这些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把握住扩大内需的基本方向并找准提振内需的关键手段。
第一,扩大内需不仅需要追求消费规模的数量增长,更要求致力于需求能力强化和需求动力提升。这是因为,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供求两侧良性联动是衡量高质量水平的重要特征之一,扩大内需必须立足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转型协同发展的基本目标。经历多年发展积累,我国的消费结构正从传统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高附加值领域跃升,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潜在机遇仍然很多,但需要结合新技术的供给冲击和新目标的具体要求进行深入挖掘。
第二,当前的扩大内需虽然仍高度依赖于收入增长,但增长动力的维持和增长预期的提升,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目前看来,中国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释放出制度型开放红利,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些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比如,我们要依托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等平台,加快抓好国际高端品牌和产业链核心环节的落地,促使“国内需求升级-国际优质供给导入-产业竞争力提升”形成良性循环。特别是在政策端,必须统筹抓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建设,促使消费潜力充分持久释放。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如何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汪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其核心在于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重构经济运行底层逻辑,破解传统模式中要素错配、市场分割与制度约束的深层次矛盾。这一进程通过要素配置优化、空间格局重塑、制度壁垒破除与治理体系创新四重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消费潜力从被动释放向主动激活跃迁。
要素市场化改革以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为核心,重构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系统。通过建立统一规则体系与自由流动机制,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全链条堵点。更深层次变革在于重构市场运行范式,通过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打破地域垄断,倒逼地方政府从“政策竞争”转向“服务竞争”。这种改革不仅通过收入增长夯实消费能力基底,更以供给体系提质增效激活需求升级,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地理边界消融与虚实空间耦合,推动消费形态向高阶跃迁。空间重构以制度整合与技术赋能为双轮驱动,更深层变革在于消费与生产关系的再定义,通过分散需求的整合激发长尾效应,要素全域流动加速技术扩散,形成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共振循环。
制度性壁垒是制约消费潜能释放的关键结构性梗阻,需以系统性改革重塑制度环境。破局需聚焦三大方向: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框架、深化反垄断与公平竞争治理。制度性松绑通过提升居民实际购买力、扩大消费选择空间、激发供给端提质扩容三重路径,推动消费与产业升级深度联动,形成“破除壁垒-激活循环-重塑动能”的正向反馈。
制度创新通过规则重构与治理升级,为消费可持续增长构筑系统性支柱。制度创新的本质在于构建“规则-行为-增长”的闭环:统一规则塑造稳定预期,弹性治理容纳创新试错,系统性激励激活内生动力,最终形成市场活力与制度效能相互强化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李敦瑞:促进消费潜力释放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需要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共同发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
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从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来看,意味着要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这就要在完善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上,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全面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及破除区域分割、地方保护、加强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方面,让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改善市场环境和质量领域,重在采取包括完善质量管理、企业标准管理制度、加强品牌建设等政策措施,以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这些举措,改善供给,激发创新,促进高质量、多样化商品和服务的不断涌现,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不断得到积累的同时,有助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得到提升,从而使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在真正意义上得到鼓励。
胡晓鹏:在高质量发展目标指引下,扩大内需不能简单等同于消费和投资规模的扩张,重点是通过供需两侧改革突破外部遏制压力,通过供需匹配更好提升人民福祉,通过供需联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通过供需优化建成健康安全的国民经济体系。
破除区域壁垒,畅通要素流通。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需要全力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优化公平竞争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比如,针对区域数字鸿沟,建议进一步加快深化农村商业网络建设,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推动城乡消费市场双向扩容。
优化供给结构,匹配升级需求。立足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性匹配要求,建议全面聚焦诸如绿色低碳、智能家居、养老托育、文化创意、体验经济等新兴消费领域的发展,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产品和服务标准,引导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强化政策协同,释放改革红利。要注意优化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财政工具,重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基建等领域,既拉动消费升级又推动产业技术迭代。
完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调节机制,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围绕“提低、扩中”,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入手,加强基本养老、失业保险等制度建设,不断缩小收入差距,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原标题:学术圆桌 | 提振消费的底层逻辑是高质量发展
栏目主编:杨逸淇
来源:作者:文汇报 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