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华展示电影放映机设备。
49年，一个人的半辈子。在这段漫长岁月里，郭建华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电影烙印。她说，自己只是做好农村电影放映这一件事，不过是做得久了点。但在旁人看来，她的传奇人生，何尝不是一部精彩的大电影。
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郭建华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如果让她描述儿时一个记忆深刻的画面，她一定会提起那场夏夜里的露天电影和那块“白布”上的人。
六岁那年，父亲带郭建华到村里的麦场看电影。十里八乡的人都早早地到了，空地上座无虚席，草垛上、墙头上，甚至是树上都“长”满了人。
郭建华跟着村里大一点的孩子钻来钻去，不一会儿就挤到了前排，靠在了放映桌旁。望着幕布上活灵活现的人影，她跑上前伸手轻轻地触摸幕布，再跑回来好奇地问边上的人：“这人又会说又会唱，咋跑到白布上去的？”正摆弄机器的放映员哈哈一笑，指着放映机发出的光告诉她，是这束光把人推到幕布上去的。“那咋会有颜色呢？”“这么多人都进去了吗？”……架不住这些连环问题，放映员拍了拍郭建华的头，说等她长大当放映员就明白了。
1976年，开封县（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要招聘一批农村女电影放映员，23岁的郭建华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去参加考试，想着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可到了现场才发现，谁都不看好她这个又瘦又小、体重还不到80斤的小姑娘。
当时，电影放映员考试分为两大项：文化课和实际操作。在实际操作环节，考生被要求携带两个电影拷贝，骑20公里自行车测试体能。郭建华知道自己在体型方面不占优势，便主动加码，20多斤重的拷贝，她硬是带了四个。驮着比自己还重的东西，她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于是在这一年，郭建华如愿成为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
一句承诺，半生坚守
不久后，郭建华便跟着老师到村里放电影，刚当上电影放映员的她既兴奋又紧张：“原来都是坐在前面看，现在终于站到放映机后面了！”她记得特别清楚，那天要放的电影是《闪闪的红星》。场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幕布。当放映机的灯光亮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片头跳出来时，全场响起叫好声。郭建华这才长舒一口气，低头发现手心里全是汗。
电影放多了，郭建华也和乡亲们日渐熟悉起来。有时乡亲们为了看电影，会端着碗、捧着筐，把饭拿到放映场上吃。大家把煮熟的花生、毛豆、玉米、芋头放上放映桌，招呼郭建华一起吃。碰到年纪大点的乡亲，郭建华还会主动给他们讲解剧情。
有一次，郭建华连着放了四部电影，到了深夜，有个老乡仍是不让她收放映机，说想看个够：“现在总能看上电影，以后你嫁人了，就没人来给我们放了！”郭建华哭笑不得，当下给出一个承诺：“只要乡亲们喜欢看，俺给你们放一辈子电影。”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让她坚守了49年。
往后的日子里，郭建华如约放着电影，她自己的人生大事也在放映场里“上演”着。1978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农村放映，郭建华当时已是孕晚期，但为了让乡亲们早点看上电影，她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去3个村。有一天电影还没放完，郭建华突然觉得肚子疼痛难忍，乡亲们急忙用板车把她拉到医院，孩子早产了。丈夫便用《烈火中永生》的插曲《红梅赞》，给女儿取名“红梅”。1982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时，郭建华仍是在放映场上，那时候放的是戏曲电影《包青天》。电影还没结束，她就被送到了医院，顺利生下了二女儿。《包青天》中有句唱词是“雪里梅花耐霜寒”，郭建华便给女儿起名“雪梅”。
“坐在这个放映场，看着银幕上的故事，和乡亲们一起哭一起笑，我就是最幸福的。”郭建华说，“看电影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短暂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只管纯粹地哭、纯粹地笑。”
没有合适放的，就自己拍
1996年，郭建华被任命为开封县电影公司（现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经理，后任党支部书记。她不想离乡亲们太远，仍是定时定点带队去村里放电影。但她逐渐发觉，公司购买的部分影片内容有些过时了。
有次电影放映结束，一位乡亲找到正在收拾设备的郭建华抱怨，科教电影里的种花生技术还没他自己的技术先进。当天晚上郭建华失眠了，一直琢磨着乡亲的话。
天一亮，她就找到了河南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商量，要为乡亲们放真正有用的电影，没有合适的，就自己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郭建华想在有故事、有情节的基础上，穿插花生的种植技术。“只有爱看才会爱聊，爱聊才有更多的人愿意交流经验。”她的想法，导演王蕾明白，二人一拍即合，决定根据花生的生长周期拍摄。从选种、晾晒、拌种，到机械化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再到最终收获与储存，每个环节的技术要点都要真实、可操作。历时7个月，这部农村轻喜剧科教电影《咱家花生好收成》成功“出炉”了，乡亲们观看后纷纷表示喜欢。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郭建华年年都会把新花生带到全国两会上，她想让大家看看，自己家乡的花生一年比一年种得好。
从乐趣到需求
对于电影，郭建华有自己的理解：“电影就是鲜活的人生教科书，一部好电影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这些年为了挑选好电影，郭建华下了很多功夫。农村电影的放映，首先要做到题材老少皆宜。提起乡亲们的喜好，郭建华如数家珍，“大家就愿意看恶有恶报、善有善终的电影，他们希望这个社会该是这样的。”
郭建华介绍，近两年来乡亲们反响最热烈的电影就是《第二十条》，她自己也特别喜欢：“‘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这句台词真痛快！”
郭建华说，以前看电影是乐趣，现在看电影是需求。将较为生硬的普法做一些艺术化的加工，就可以同时满足乡亲们的娱乐需求和法治需求。
如今，72岁的郭建华仍奔走在不同村子之间，放映着一部部电影。谈及未来，她有几个展望：一是希望国家从政策、资金层面，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扶持力度；二是希望全社会重视校园电影的创作生产，给孩子们供应优质的“精神食粮”；三是希望老一辈电影放映员做好“传帮带”工作，培养更多年轻人，把农村电影放映事业传承下去。“要让农民能一直看上最好的电影、看他们最喜欢的电影、看对他们有用的电影。”郭建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