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的出现,至少有5年以上了。相比于上面那本“毒书”,这个说法就比较温和了,因为“茶叶战争”的逻辑确实存在,但“鸦片”两个字的消失,却恰恰淡化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
那么,鸦片战争实质上是茶叶战争吗?
我们先来说一下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然后讲“茶叶战争”的逻辑,以及这个逻辑的问题在哪里。
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那时的清王朝皇帝是道光。
道光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鸦片战争,另一个是“省吃俭用”。他的谥号中就出现了“俭勤”二字,这在中国皇帝里是不多见的。
“节俭”皇帝在中国有不少,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开国皇帝,节俭是为了励精图治,建设新国家,比如赵匡胤、朱元璋。另一类是国家走下坡路时的皇帝,要么通过改革来“开源”,要么带头节省以“节流”,后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崇祯,以及道光。
道光治下的清王朝出了什么问题呢?原因有很多。但最本质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通病:土地兼并。这个“病”的特点就是王朝寿命越长,病变越严重。发病的症状就是农民起义。
清王朝经历了康乾盛世后,嘉庆皇帝一上位就爆发了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不过嘉庆还能吃吃祖上的老本,于是用了九年的时间,花了两亿军费,平息了起义。1821年,快被掏空的清王朝传到了道光的手里。
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这里不赘述了。全球海上霸主,从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变成了英国。
大清是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这种封闭并不绝对。康熙在1685年开放了海禁,指定了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1759年,乾隆开放了贸易量最大的口岸:广州。
大清的进出口贸易,主要的对象就是英国,占总量的一半左右。
外国人和大清做买卖,只能通过清政府官方特许的商行,最初有13家,所以称为“广州十三行”。此外,外国商人在广州的活动区域也是受限制的,并且只能住在洋行修建的“夷馆”中。而最有“封建”特色的一条是:不准携带妇女到广州。
当时英国向大清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毛织品和印度棉花,以及钟表机械等,但销路并不好。因为中国是“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式经济,所以对纺织类商品的需求有限,而钟表机械这些只在达官显贵的小圈子里才有市场。
另一方面,英国从大清输入的商品,却在英国乃至欧洲有很好的销路,特别是茶叶和生丝。产生的后果就是,英国对大清出现了贸易逆差。
于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开始不顾清政府的禁令,非法地向中国销售大量鸦片。到了1838年的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中,鸦片已占到了60%。
后面的故事,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然后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茶叶战争”的逻辑是这样的:
清政府向英国销售了大量的茶叶,但同时,因为闭关锁国政策,对英国的开放程度不够,导致英国在中英贸易中受损。所以,英国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目的是为了挽回贸易逆差。但清政府发起了禁烟,还收缴并焚毁了英国商人的鸦片,所以英国政府发动了战争。
林则徐虎门销烟
这个逻辑里,都是史实,“中国大量出口茶叶”是真的,“闭关锁国”是真的,“贸易逆差”是真的,“烧毁鸦片”也是真的,逻辑链的源头是“茶叶”,所以“茶叶战争”成立。
真的成立吗?当然不是。
首先,这是个逻辑诡计。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而战争的发生,原因更庞杂。“鸦片战争”的命名,用的就是无可非议的直接原因。
“茶叶”看似是源头,但源头也说明了这个原因离开战争很“远”,它只是原因的原因。
比如夫妻二人争夺房产,妻子特别凶悍,老公一气之下杀了她。这个案件就叫“丈夫杀妻案”,不会说成“恶老婆被杀案”,更不会说成“房产争夺案”。
其次,“鸦片战争”这个命名,不仅说明了战争的原因,还包括了发动战争的目的。
战争后,是影响了中国在英国的茶叶销量呢?还是英国在中国的鸦片销量?显然是后者。而且,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还实现了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合法化。
最后,就是陈述事实时的诡计了:只片面陈述,不说事实的全部。
比如“茶叶战争”的逻辑,很容易误导人理解为:英国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的,这都是被茶叶“逼”出来的。
而事实上,英国对中国的鸦片销售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乾隆年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70多年。
再比如,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要求外国商人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然后,英国商人全体拒绝按要求具结,并退出了广州。
于是,有人便指责林则徐的手段过于极端,太不近人情,在虎门销烟后又添了一把火,这才招来了战争。
但事实上,在之后的半年里,有45艘美国商船和17艘其他国家的商船,相继具结进入了广州。所以,这个规定真的有那么极端和难以接受吗?
英国商人的集体退出,是因为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的行政干预。甚至,有两艘英国商船不顾义律的禁令,按照林则徐规定的条件请求准予进口,义律竟率军舰闯入珠江口阻拦英国商船,并和中国水师接战。
所以,是谁在把事态引向战争呢?
对了,后来英国政府派往广州的“东方远征军”司令,名叫懿律,是义律的兄弟。义律/懿律其实是他们的姓Elliot,一个叫查理,一个叫乔治。当时中国人还不习惯西方的“先名后姓”,所以用同音字区分两个人。
还有一件需要“全面看待”的事情,就是闭关锁国政策。主要原因当然是清政府的自大和愚昧,但西方殖民者碰了这个壁,也并不无辜。
早在16世纪的明朝,葡萄牙人就不断侵犯浙江、福建沿海,并通过贿赂手段,使地方官员承认了澳门作为他们的居留地。17世纪,荷兰人又强占了台湾。英国人的军舰第一次开进珠江口,并爆发炮击,也不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而是200年前的崇祯十年(1637年)。
美国有位叫科士达的外交家,在1904年写了本书《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其中有这样一段。
《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在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了暴行与杀戮,这就使中国当局在17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
只嘲笑清政府的闭关锁国,而不指责西方侵略者的殖民主义,是不全面的。
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洗白的文章,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逻辑:这些侵略行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才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和世界接轨,并走向现代化。所以是正义的。
这个逻辑有问题吗?当然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中,许多历史事件都有“双重性”。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无法改变,但它们有时候也会成为“不自觉的历史的工具”。
这其实是个很朴素的逻辑。好比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长大后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你不能说,正是因为父母的遗弃,才让孩子摆脱了舒适的生活,在艰苦奋斗中获得了成功,并以此否定父母遗弃行为的非正义性。
1960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摘自《毛泽东外交文选》
毛主席“感谢”的,就是这个“不自觉的历史的工具”,而不是“主观意志层面的日本”。
鸦片战争,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