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美国]

　　伟红姐发来一段视频。镜头里，顺德勒流北的那棵红木棉开得热烈，像火烧着似的，树下游客吵吵嚷嚷，围着它拍照。那棵树像个倔强的老者，硬生生撑成了当下的红人。她说，1964年，这渡口边还站着一棵开黄花木棉树，它们像一对朝气的恋人，并肩站在烂泥巴的基围边。

　　那年12岁的伟红和9岁的弟弟阿河，随母亲从广州迁回家乡，住在姨妈家……

　　那是战备疏散的年代，爸爸下放海南岛，妈妈单位迁去南海。还未成年的我们，有两种安置方案：跟在妈妈身边，或投亲靠友。大人替我们作了决定，寄住顺德勒流北村姨妈家。

　　1964年的勒流北，日子是泥土味的。村里人的生计靠田靠河，我们靠姨妈。不谙世事的我们满心雀跃。每天放学后没人管，桑基鱼塘就是姐弟纵情玩耍的乐园，回家前，为了洗掉身上的泥巴，我们跳进鱼塘跳腾，欢笑中，巧妙地避过来自鱼塘边茅房的漂浮物，学会了“狗仔泳”。

　　渡口泥泞不堪，水汽升腾，两棵木棉树却最是打眼，红花如火，黄花似金。每年春天，红的黄的满树、满地都是，我们捡回家晒干，留日后煲祛湿粥，日子简单得就像渡口的流水，清清淡淡地过。

　　阿河只挑黄花，说要留给妈妈。

　　“你干嘛光捡黄的？”我笑他傻，“妈住在南海，哪喝得上？”

　　“因为我姓黄，”他不服，“黄花甜，红花涩。”

　　我懒得跟他争，反正煲出来都一个味，淡淡的清香。

　　日子虽简单，却也有奔头，比如每天清早过河上学。

　　到河对岸的勒流中心小学上学，是每天的正经事。清早，艄公划着小艇载我们过河，遇上大船经过，小艇在浪里颠簸，他嗓门大，总嚷嚷让我们坐稳：“日日讲战备，连船都得听话，你们就别跟着晃！”我心里嘟哝，八成是拿我们撒气。这年头，谁家没点难处呢？学校里，老师偶尔讲起战备，语气沉重，我们却听不懂，只惦记着渡口那两棵树。下课后，我们在操场玩耍，聊起爸妈，盼着他们早点来，接我们回广州。

　　生活的平静，总会被突如其来的天灾打破。每年夏天，大水就来搅局。河水猛涨，基围说垮就垮。村里的大人连夜抢修，用竹竿、泥土死死顶住。我和阿河被关屋里，不准出门，只能趴在窗前偷偷看。这对恋人树在风里乱晃，高高的木棉树被压弯了腰，像在不停鞠躬。

　　我小声说：“它们要是挺住了，咱们村子也能挺住吧？”阿河频频点头，眼泪却扑簌簌掉了下来。

　　那晚，风声水声轰隆隆，好像打仗。屋里昏黄的灯光，映着桌上两堆火与金的花。我抱着阿河大哭，觉得自己就像那树上的木棉花，随时会被风吹走。幸好，天亮时水退了，基围没垮，树也没倒，只是红花黄花落了一地。

　　这样的仗，不是次次都赢。有一年，大水来得猛，黄花树没挺住，根泡烂了，第二年春天再去看时，它已枯萎。红花木棉还在，孤零零地守着渡口，像个老兵，挺过了乱糟糟的年月。

　　1967年，我们迁回广州读书，回乡的机会少了，勒流北渐渐淡出视线。姨妈偶尔捎信，说渡口修了水泥路，基围也砌混凝土坡，大水不再那么吓人。黄花木棉没了，红花木棉却越长越柔美，像杨柳，枝条婆娑垂下。听她说后，我心里空落落的，又有点庆幸，起码还有棵树能让我想起那些旧日子。

　　如今，透过荧屏，我仿佛站在勒流北的红花树下，听伟红姐的故事。今日的渡口不再泥泞，水泥路平坦宽阔，基围坚实如墙，红花独自撑场，游客围着它拍个不停。时代变了，连树都学会迎合镜头。拍照的年轻人，大概想不到，伟红姐他们当年捡花不为摆拍，是要下锅。那粗糙的树皮，刻录着百年风雨。

　　红花守成了眼前的红，黄花却像童年的笑声，散在风里，无处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