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铁军

光阴似箭，寒来暑往，转眼间我已经在兵团生活了30多年。这30多年里，每到春节前那些天，我总是感觉特别激动与欢乐。

20世纪90年代初，我20岁出头。有一年，年关将至，我以一种时髦且寒酸的姿态，期待着除夕的到来。我那时体型瘦弱，衣着破旧，外表恓惶，乌黑浓密的头发留着“四六分”的发型，看上去稚气未脱。

在博斯腾湖边上一处叫“莲花湖”的地方，我和其他来自6个省的7位青年一起，住在一个30多平方米的地窝子里。地窝子里有一个用柳木搭建的大通铺，我们8个人经常坐在上面，操着南腔北调一起谈天说地。

当时，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带上冰刀，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进博斯腾湖割芦苇。临过年的一天，我们接到了放假的通知。一想到很快就可以回到70多公里外的连队，我的心里十分高兴。我想，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未婚妻阿珍。

我们在莲花湖短暂休息了几天。那几天，我们8兄弟感觉很煎熬，那时还没有手机，唯一的娱乐活动是看电视。地窝子里摆放着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推选”1人爬上房顶，去转动那个用自行车钢圈做成的“天线”，以确保接收到电视信号。就这样，大家围着这个“发光的盒子”，津津有味地看《动物世界》，聆听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赵忠祥的声音，谈论着当老虎遇到狮子，哪一个先被吃掉。

有时，几个青年一起打扑克，地窝子里一片欢声笑语，十分热闹。我喜欢安静。一天中午，我从行李包里取出笔和本子，走出地窝子。望着被积雪覆盖的连绵起伏的南山，以及向西流淌的孔雀河，内心十分舒畅。我找个地方坐下来，打开本子，用笔把眼前粗犷而美丽的风景画在了上面。

地窝子的主人宋妈40多岁，也是兵团人，住在地面上一座砖房里。她见我能写能画，斯斯文文的样子，很喜欢我，要认我为“干儿子”。我没有拒绝这位“干妈”的热情，就答应了，但我比较难改口，依旧喊她阿姨。

这时，宋妈走过来问我每天写写画画，心里想啥呢？我郑重地对她说：“我在想，自己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会不会像一只鸟，快乐地飞过这样的山顶。”宋妈听后笑了，说：“是的孩子，我们相信，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她把我让进砖房，请我吃她亲手炸的馓子，还有一些水果，那些都是她准备的年货。她拿出一件崭新的褚红色皮夹克，笑着说：“这是我给你买的，你试试合适不？快过年了，要穿得帅气些。还有，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说完，将皮夹克递到我的手中。我望着她慈祥的面容说不出话，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几天后，宋妈带着我们8人，乘坐着用汽车内胎制成的皮筏子，渡过冰水奔涌的孔雀河，前往一个叫水工团的地方，去赶那里的巴扎。在巴扎上，我为阿珍买了一条大红色的围脖，还有一双36码的皮鞋，回来赶紧装进了行李包，怕他们看见后拿我取笑。

回连队的路上我先徒步10公里，然后坐上公交车。坐在公交车上，我望着窗外的风景，内心十分愉悦，感觉这世界无比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