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

前段时间，我与在美国定居的表姐微信聊天。得悉外祖父生前已将一幅关良的《东郭先生受教图》转赠于她。我知道，此画是外祖父收藏诸多关良画作精品中的精品。

在我的印象里，《东郭先生受教图》好像尺幅比较大，题跋写了许多字，还盖有三枚印章。只是因了时间的冲刷，我的记忆不免有些迟钝与模糊。于是，为了找回当年相识相知的那份心动感觉，也为了从中打捞外祖父与关良先生同窗交谊的零碎细节，我遂与表姐商量：希望其能够将此画作拍照且用微信发送给我。

于是乎，当一张画面清晰的《东郭先生受教图》呈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双眼分明放出光来，那是怎样的一种久违的感动呀！与我当初相见不同的是，宣纸似乎有了微微泛黄的底色，用藏家的行话来说，就叫有了些许“包浆”。为了让我对此画了然于胸，表姐还特地为我量了此画的尺寸：长64厘米，宽36厘米。从手机上放大画面，我还清清楚楚看到了这样一段题跋：“东郭先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寓言故事。通过东郭先生对狼的‘好心’救护及其遭遇，深刻地批判了敌我不分和好心必有好报的糊涂思想……赓德同学存念/一九七五年一月/关良。”

外祖父杨赓德，1903年出生于浙江钱塘江南岸曰“沥海”小镇的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考入上海美专，师承刘海粟先生，与关良为同窗学友。毕业后，曾在大连教书。后返故里，在一所中学执教美术。初次听到关良的名字，那是在1976年的夏季。一天，我在外祖父家做客。见到外祖父寝室的墙面上挂着一幅关良的《武松打虎图》，以及就餐间挂着的《东郭先生受教图》，于是记住了关良的名字。但说实话，当年凭着我浅薄的美术知识，只是觉得关良画笔下的人物画似乎与上幼儿园的“小孩的蜡笔画”非常接近。

然而，我的这一“大不敬”的态度显然被外祖父捕捉到了。有一次，见我站在关良的《武松打虎图》前发愣，他就像一位美术教师给学生上课辅导一般，既耐心有加而又循循善诱，“关良的人物画呀，源于中国传统文脉，你从他画笔下的人物塑造，就可以发现与京剧人物造型有某些相似性”，为了让我有所启迪、有所领悟，外祖父竟然还表演起了一些京剧人物的经典动作，并与关良笔下武松打虎的动作相关联而进行参照性诠释。于是，我对关良笔下戏剧人物画“虽只是一举手一投足、一瞪眼一蹙额，但人物喜怒哀乐的神态就活灵活现、生动万分地全给表现出来了”的独特艺术韵味，有了些许理解。

外祖父退休以后，除了弄花养猫、看书写信，间或会去外地拜访老友。他拜访最多、保持联系最长的自是老同学关良。外祖父后来多次与我说起：“关良大我两岁多，作为兄长，他始终关照于我，有求必应。他很少赠人画作，但于我却是例外。而且相赠作品，也总是精心绘就，从不敷衍应付。”外祖父所言，绝无虚假。我曾上网查阅，同样是《东郭先生受教图》，外祖父收藏的这幅画作除了尺寸较大，画作上的题跋也够长，而且还写上了表明同学关系的签名，并留下了“七十四后作”“山月轩”这两个闲章和一枚“关良”的签名章。

外祖父不幸于1981年病逝。或许是因为有较长一段时间断了通信，老同学关良曾经来信询问。舅舅接信以后，过了几天就捎带着沥海渔民自晒的上好海虾干和绍兴乡下的梅干菜，径往上海拜访。依循通信地址，舅舅很快找到了关良先生。关良先生突闻噩耗，甚为震惊。哀伤之余，为感谢舅舅的登门通报和所携“丰盛”礼物，又特地为舅舅画了一幅图画相赠。舅舅说：“当时，关良先生已经封笔，可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破戒挥笔《闹桃图》以赠，这实属难得。”每每说到这一细节，舅舅总是折心动容、情不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