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张婉莹

编辑｜阿树

结核病，依然是全球第一大传染病杀手。

据统计，每年125万人的生命被结核病夺走，相当于每天近4000人死亡。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过结核杆菌。

如何开展结核病相关的防治，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一大难题。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官陈仲丹在不久前向《南风窗》表示：“全球实现终结结核病目标的进展严重滞后……与2015年相比，2023年结核病死亡人数减少23%，发病率下降8.3%，仅仅实现了2025年里程碑目标的1/3和1/6；灾难性支出降为0的目标也只完成了一半。”

3月16日，在由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办的“全面行动，全力投入，加速终结结核病流行”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全球结核病防治面临的资金与技术挑战展开讨论，并就中国如何通过推动早期筛查、预防性治疗、耐药结核病防控、法制化管理、以及加速快检产品和治疗药物的研发应用等关键举措，进一步落实《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进行了深入交流。

专家们一致认为，结核病可防可治可终结，但要加速终结其流行，必须凝聚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媒体和国际组织等各方力量，坚定承诺、加大投入，并采取切实行动。

近300万患者未得到治疗

乔建荣

结核病曾是困扰人类数千年的不治之症，但如今它是可以预防、治疗和治愈的。然而，挑战依然严峻——2023年，全球每天仍有近3万人发病、3500人死亡。

虽然全球结核病发病估计人数与新诊断结核病报告人数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依然存在近30%的差距，其中耐药结核病更为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协调员乔建荣指出，这300万未能得到治疗的患者，往往是最贫穷、最边缘化和最难接触到的人群。她认为，防控进展很大程度上受资金的制约，自2019年以来，全球用于结核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的资金持续下降，远远低于全球需求和各国承诺的目标。2023年全球中低收入国家、也就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这些国家的结核病核心服务经费降至57亿美元，仅为承诺目标的1/4。

杨建悦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杨建悦亦指出，当前全球健康与发展的资金支持正遭遇断崖式下降，这给结核病防治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

有预测显示，如果资金下降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未来五年，全球可能将额外新增1000万结核病病例，并导致244万例额外死亡。她强调，面对这一困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力投入、全民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官陈仲丹介绍了结核病防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结核病防治基本功能方面，当前病例发现不足、缺乏预防干预、诊疗关怀服务质量不够，并存在耐药问题。在卫生系统方面，基础薄弱，难以获得初级卫生保健以及社会和财政保护，缺乏研究和创新；卫生部门之外，社会保障机制不足、多部门参与应对结核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有限；整体上，协调机制不健全、资金不足、利益相关者问责制不够、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结核病防治应对计划等。

“结核病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控中心主任赵雁林介绍说。当前我国结核病防控正按照《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绘就的蓝图，围绕着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的部署，以结核病关爱行动、无结核社区和社会动员行动为抓手，点、线、面逐步扩展，努力朝着终结结核病流行目标在迈进。同时，在公共政策指导下，我国结核病的财政经费在会逐步增加，医保报销比例也在稳步提高（很多地方的报销比例已经超过70% ）。

赵雁林认为，目前我国结核病防控要重点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结核病患者发现率低；第二，部分患者经济负担相对较高；第三，如何促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提高其效益成本比；第四，包括非医学人在内的公众结核病防治医学常识需增强；第五，科技创新中的一些基础研究和科学问题需要突破 。

控制耐药，亟待立法

2023年我国耐多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MDR/RR-TB）患者为2.9万例，占全球的7.3%，位居全球第4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控中心副主任张慧指出，“耐药结核病不仅治疗疗程和传播时间更长，治疗方案更复杂、治疗费用更高，而且患者依从性更低、治疗失败率更高。一名耐药结核病患者的诊疗费用约为15万元～20万元，患者医保实际报销比例约为50%。”

如何加速控制耐药结核病流行？

张慧认为，首先需要规范诊疗普通结核病患者，预防获得性耐药，并对耐药密接者开展潜伏性结核感染筛查和预防性治疗；其次在县区级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早期耐药筛查，并实现治疗关口前移；再次规范治疗，推广短程全口服方案，提供全程管理和支持与关怀；最后通过多渠道筹资，药品价格谈判、集采，在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方式改革中，将利福平耐药结核病单独分组等手段降低患者经济负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医疗卫生法制研究室主任曹艳林指出，针对结核病防控的专门立法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借此可以明确政府与各个相关部门的责任、保障感染者和患者权益，为结核病服务体系建设和防控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为早期筛查、免费诊断以及新工具研发等提供法律支撑。只有通过法律制度上的明确规定，才能确保资源的投入。

然而，专门的结核病防治法律法规的缺乏是我国结核病防控的重要“短板”。纵观国际经验，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都分别制定了结核病防治的专门法律或法案。“以日本为例，自《日本结核病预防法》颁布以来，1965～1978年期间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以每年10%的速度持续降低，最终使日本成功由结核病高发国家变为了低发国家。”

目前，我国现有的结核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等。

曹艳林表示：《传染病防治法》作为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综合性法律，难以也不可能就结核病防治做出系统、全面的规定。结核病防治的主要依据还是《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存在法律位阶低、立法时间早、立法内容滞后等问题，且《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难以就结核病防治的关键制度如经费保障、病人权益保障、强制治疗、旅行限制等做出规定，因此结核病防治专门立法亟待加强。

曹艳林建议制定《结核病防治条例》，提升立法的效力层级，从国务院层面对参与结核病防控的卫生健康、财政、医保等所有相关方明确职责要求和确立协调机制。

 中国诊断技术与全球并跑

“自2000年以来，全球抗击结核病的努力已经挽救了约7900万人的生命，同时我们也拥有越来越多有效的新工具。”乔建荣举例，比如分子检测将检测的时间从三天缩短至2小时内，新型结核病全口服治疗方案将治疗周期从18个月缩短至6个月。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远程医疗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高了服务的能力、可及性和连续性。

与会专家认为，诊断、治疗和疫苗这“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皆有进展，加速了控制结核病的进程。其中，在诊断领域，我国基于舌拭子的快检技术与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读片技术（CAD）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性能，甚至部分方面已经超越国际产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细菌免疫室主任逄宇

对于留痰条件和生物安全条件不足的基层医疗机构，舌拭子有助于提高无痰或少痰患者的病原学阳性检出率，让患者少做有创的支气管镜检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细菌免疫室主任逄宇介绍：“目前国内至少有六七家企业正在研发舌拭子检测技术。WHO推荐结核病诊断工具在舌拭子标本的检测灵敏度约为75%～80%，而国内开发的产品灵敏度达到了87.4%，性能完全不劣于国际产品。”

CAD可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提醒人工读片者注意异常图像，并提供报告协助和质量控制，执行预读辅助。

“国内一些发达省份已经在推行基层拍片、影像中心人工智能初筛、高级专家确诊的模式，在社区筛查方面CAD也有望‘大展拳脚’。”逄宇表示，但未来在什么样的人群或场景中应用CAD，须设定一个合理的阈值。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高级主任研究员陈烁

“我们的研发目标是缩短疗程、遏制耐药、简单经济。”在抗结核病药物研发方面，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高级主任研究员陈烁介绍说，在改良型新药方面，上海一家企业的舒达吡啶正在进行最后的临床三期试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新药也在进行二期或三期试验。而他和团队目前正在攻坚首创新药，尝试通过对不同靶点新机理的研究发现新药物，以遏制和根除耐药性结核病。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桓世彤

“要实现2035年终结结核的目标，我们的工作就不能满足于‘控制’。因为控制是不反弹、不增加，疫情缓慢下降，而当前亟需做的是‘加速’结核病发病率下降。”

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桓世彤在参加圆桌讨论时指出，结核病是伤害中低收入国家最贫困人口生命与健康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也是盖茨基金会的重点工作领域。基金会的策略是资助开发有效的创新工具，支持科学研究为世卫出台和更新指导意见提供证据，与高负担国家合作，找出适合当地的解决方案。

桓世彤指出，目前，他们正在与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寻找在中国加速消除结核病的方案——根据中国结核病流行特征、综合考虑患者发现的各种新型工具（如分子诊断工具、舌拭子采样、CAD等）、结合县域紧密型医共体等体系改革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特点、具备成本效益的筛查和诊断工具组合。“经过这一系列努力，我们希望不仅能帮中国找到答案，也可以为全球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