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内蒙古日报
□新华社记者 冯源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下汤遗址。
一处10米乘10米的探方,边上留下了一道12级土阶,拾级而下,将连续“穿越”4个新石器文化时代,“回到”近1万年前。
那时,这里已有村落,先人们种稻、建房、烧陶。如今,我们来到这一遗址,感受新石器时代的人间烟火,感悟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烟火不断
下汤遗址最早发现于1984年。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目前发掘面积为2250平方米。
沿着探方内侧的土阶,向下迈出第一步,脚就触及了好川文化时期的地层。这一时期距今已有4500年-4000年。考古工作者在地层中发现了有代表性的陶器,以及古稻田和环壕的遗迹。
往下走,可以看到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地层,距今约7000年—6000年。这一时期的先民在遗址里留下了陶鼎、陶豆的残件,以及一些石器。
继续往下,就是跨湖桥文化时期的地层,距今8300年—7000年,出土过这一时期留下的稻米和动物骨骼。
走到底,就“来到”了上山文化时期,“闪回”近1万年前。上山文化以上山遗址命名,它形成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遗址群。下汤遗址是遗址群中位置最南的一处。
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副主任仲召兵研究馆员介绍说,下汤遗址经历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好川文化,贯穿了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始终。“它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是我国万年文化独立起源、绵延发展的生动范例。”
参与下汤考古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吕厚远研究员告诉记者,下汤遗址能够具备不同文化时期的连续地层,是罕见的研究样本。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表示,经历了新石器时代的全过程,下汤遗址可以说是全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唯一的。
事实上,下汤遗址里还有商周、唐宋、明清时期的遗迹。仲召兵说,这里地处相对独立的盆地,各种资源丰富,东西临水,靠近水源,但是又不易受到洪水侵袭,土地平坦,适合农耕,是一片适合居住的“风水宝地”。
稻香陶红
下汤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米,细细长长,很像现在的粳稻。这是上山时代留给后人的见证。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说,这些碳化稻米已经具备了驯化的特征。而在更深的未经人类扰动的生土层里,吕厚远团队已发现了距今4万年—2.7万年的野生稻遗存。
收获的稻米如何处理?在下汤遗址的中心台地,先民留下了多个石磨盘,显然这里曾是一座“食物加工场”,加工的粮食以稻米为主,同时也有橡子、薏苡等。同时,猪、鹿、鸭、鳖等多种动物的遗存也见证了颇为丰富的“史前食谱”。
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精神上的追求。下汤遗址的先民很有“仪式感”,各处台地上已发现了50多座器物坑,使得下汤遗址成为上山遗址群中器物坑最多的一处。
仲召兵说,这些器物坑可能都和仪式有关。而外围土台上还发现了3座高等级墓葬,每座墓葬都有20多件随葬的陶器,是已发现的上山文化时期随葬品最多的墓葬。高等级大墓展现出超前的社会分化,也展现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人类的行为、思想观念及社会发展进程。
而这些“万年陶器”代表的是当时的“高科技”。近1万年前,先民已经掌握了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等多种制陶工艺,并在涂饰实践中发展出彩陶工艺。
陶杯、陶盘、陶壶、陶缸、大口盆、筒形罐、圈足罐、平底罐……可谓琳琅满目。这些“万年陶器”出土后,就存放在下汤遗址的库房里。
最大的陶器是一口直径46厘米的陶缸。缸里塞进了15件陶器。
15件陶器中最小的,是一件陶杯,口径只有3厘米,和人们现在常用的酒盅茶盅颇为相似,里面盛过何种饮料,只能引人遐思。
而最受人喜爱的是“筒形罐”,口微敛、无沿、深腹、平底,齐沿处有对称的“双耳”,身披古朴又低调的“红衣”。这种器型在其他的上山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是下汤遗址特有的,被大家称作“下汤罐”。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表示,可能是稻作农业的丰厚产出,让先民有能力追求更为精致的生活。
远古“建村”
下汤遗址以其所在的横溪镇下汤村命名。而在近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时期,这里同样有一个“村落”。
最早的“下汤村”是什么样子?考古发现,上山时期的先民既借助了自然地貌,也对自然环境进行过一番改造。他们依托一处自然台地为中心建“村”。中心台地发现了4座集中分布的房址,其中有1座圆形房址和3座长方形房址。
仲召兵介绍,两种房址的建筑方式还有所区别。先民开挖圆形地槽,再在地槽里竖起房柱,修建“圆房子”,留下了一圈柱洞遗迹,而“方房子”的基础则是基槽式,槽底没有留下柱洞遗迹。
专家推测,槽里本来埋着木质的地栿(地梁)或者立着木质墙板,因为有的基槽两侧有柱洞遗迹,在这两边立柱,可能是用来支撑或加固墙板用的。
在中心台地外围,先民会堆筑起一座座人工土台。考古人员发现了10余座人工堆筑的土台遗迹。目前,外围土台上已找到2处房址。先民还开挖了壕沟,环绕台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说,环壕的出现,意味着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内外有别”,知道把居住环境与外界隔离开来。
在“村庄”内部,先民也会划分区域。仲召兵介绍说,除了台地外的壕沟,先民还在中心台地开挖了沟渠,也可能具备隔离功能。
到上山文化晚期,中心台地上还出现了一座“广场”。目前已经发现的“广场”遗迹已有100平方米,且都由红烧土铺垫而成,这些发现说明,上山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定居社会,先民对聚落布局也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区。
上山文化遗址群构成了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而在已经发现的24处上山文化遗址中,下汤遗址是其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让世人看到远古村落的图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说,下汤遗址的考古成果可以让学界更好地用中国材料来描述农业社会的形成。
下汤遗址跨越万年,以层叠的文化堆积串联起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密码。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华先民从采集渔猎迈向农耕定居的历程。它如同埋藏已久的时光胶囊,让今人得以触摸中华文明根系深处生生不息的力量——那是对土地的眷恋、对秩序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这些基因,生长出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血脉。
(新华社杭州3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