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袁行霈在赏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时指出：“第二句‘海上明月共潮生’，告诉我们那一轮明月乃是伴随着海潮一同生长的。诗人在这里不用升起的‘升’字，而用生长的‘生’字，一字之别，另有一番意味。明月共潮升，不过是平时习见的景色，比较平淡。明月共潮生，就渗入诗人主观的想象，仿佛明月和潮水都具有生命，她们像一对姊妹，共同生长，共同嬉戏。这个‘生’字使整个诗句变活了。”（袁行霈《如梦似幻的夜曲——〈春江花月夜〉赏析》）与此类似，张静在赏析张九龄《望月怀远》一诗时指出：“为什么‘海上生明月’用的是‘生长’的‘生’而不是‘升起’的‘升’？‘升起’的‘升’只表现了位置的由低到高的上升，而‘生长’的‘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还可以与次联的‘起’产生呼应。”（叶嘉莹等讲读《唐诗三百首：名师抖音共读版》）今人对古诗中“生”“升”之辨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而相关说法尤其常见于中学语文诗歌鉴赏类著述，有意引导学生将之视为“炼字”的典范，从想象、拟人等修辞角度来分析这两个字的区别。

  其实，古诗中写月而用“生”字的，不可胜数，如陈子昂“微月生西海”（《感遇》其一）、李白“扬帆海月生”（《荆门浮舟望蜀江》）、韦应物“片月生幽林”（《怀素友子西》）、李贺“凉月生秋浦”（《蜀国弦》）等皆是，以至于俗文学敦煌曲子《杨柳枝》里也有“月生月尽月还新”（《老催人》）这样的表达。据刘延玲统计，《全唐诗》中“月生”有67条之多，而“月升”仅3条。当然不仅是唐人才如此遣词，南北朝庾信有“月生无有桂”（《镜诗》），宋代张先有“莫放修芦碍月生”（《题西溪无相院》），元代王冕有“今夜初生月”（《十二月三日对月》），明代屈大均有“不知山月生”（《摄山秋夕作》），清代袁枚有“拄杖忽惊新月生”（《客里》），可谓已成熟套。

  当然，古诗不仅是写月，写其他无生命之物，也常用到“生”字。比如“云”，李白有“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杜甫有“荡胸生层云”（《望岳》），杜牧有“白云生处有人家”（《山行》）。又如烟，王昌龄有“寒烟生里闾”（《客广陵》），李白有“日照香炉生紫烟”（《望庐山瀑布》），李商隐有“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可见“生”字在古诗中的使用范围是很广的。

  而且值得注意，古诗中“生”“落”二字可以成对出现。如宋代耿镃有“月生月落洞庭波”（《西楼》），元末明初李昱有“青山缺处残日落，碧海尽头明月生”（《晚兴》），明末清初王夫之有“月落月生春易改”（《春月歌》），清代蒋士铨有“日落月生时”（《潇湘静·薛寿鱼属题云华校书图》），均以“生”“落”连用。“生”既与“落”连用成对，其主要含义也就与“升”并无太大差别。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升”“落”应该是一对，用于描述简单机械的空间变化；“生”“死”应该是一对，用于描述生命历程的状态。两对词组在词义、意境等方面区别显然，断不能混淆等同。然而这些诗句偏不说“日死月生”或“日落月升”，而要以“生”“落”连用相对，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今日通行的逻辑和解读与古诗的真实情形并不相符。

  还有一个现象也可证明这种古今差异：与今人对“生”字的津津乐道形成鲜明而有趣的对照，古人评点几乎不谈“生”字的问题。比如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康熙《御选唐诗》卷九注云：“《抱朴子》：‘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大。’杨泉《物理论》：‘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亏盈。’《海峤志》：‘潮随月亏盈。’”其阐释方向不是“月”与“生”的关系，而是“月”与“潮”何以“共”生的关系。又如张九龄《望月怀远》，明代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称道其“‘灭烛’‘光满’四字，已尽月之神”，清代屈复《唐诗成法》卷一称道其“‘共’字逗起‘情人’，‘怨’字逗起相思”，却无人称道其“生”字用得妙。王湾《次北固山下》颈联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徐充的话，倒是提及了“生”字，不过说的却是：“‘生’字、‘入’字淡而化，非浅浅可到。”也就是说，徐充所称道的不是“生”字的使用很特别，而是很平淡，平淡到宛若天成，这当然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化境。所以明代李攀龙《唐诗训解》也说这两句是“淡而难求”。

  由此可见，写无生命之物而用“生”字，古人已是惯见熟闻，习而相忘。在他们眼中，“生”字简直平淡无奇，因此不会予以特别表扬，更不会又拈出一个“升”字作为假想敌来推敲取舍一番。

  实际上，这种习而相忘的情形，提示着我们关注古人的固有观念。钱锺书指出，“以死物看作活”，“无生者如人忽有生”，譬如杜甫之“四更山吐月”、王安石之“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样的句子“开卷即是”，多不胜数。（钱锺书《谈艺录》）究其原因，则如钱先生后来所说：“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钱锺书《管锥编》）当然，严格区分出“有生”“无生”，也是以今人观念来阐说古人，而古人观念应如方东美所说是“万物有生论”：“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边都藏着生命。”（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在古人看来，万物皆是“有生”，皆是阴阳变化的结果。《周易·系辞上》云“生生之谓易”，王弼注云“阴阳转易，以成化生”，《系辞下》又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揭示了阴阳与化生之关系。《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勾勒了万物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化生图景。《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孔颖达疏云“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指明了万物化生不息的永恒性特征。孔子所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也是这种化生观念的体现。

  这种化生观念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万物一体，二是我们今日认为的无生命之物，在古人那里，天然具备生命特征。就第一个结果而言，刘延玲对“生”“升”的辨析是恰当的：“面对‘大海’‘明月’同一情景，‘升’所关联两个物体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冷漠的，无情的。‘生’所连接的两个事物，则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是内在的，温暖的，有情的。”（刘延玲《海上明月之“生”与“升”——兼及古典诗词里的“字”文化与“情”哲学》）就第二个结果而言，我们就会发现，用“想象”“拟人”等修辞手法来解读“生”字，其实并未真正读懂这个“生”字。因为在古人那里，“生”是对万物实然状态的说明，并非通过“想象”而“拟”人。

  《芥子园画传》直接称呼石头为“云根”，认为云就像植物一样是有生机、会生长的，而且还有“根”——这绝不是什么“想象”“拟人”，而是他们的固有观念。传统山水画中这样的例证还不少。不过在这个问题上，“鉴画衡文，道一以贯”（钱锺书语），更加体现出化生观念已如空气一样充分笼罩着古人，所以他们写月、云、烟等无生命之物而选用“生”字，不足为奇。那么，在解诗时向读者讲古人固有的观念，比起讲今人推测的修辞，似乎更有价值。

（作者：李宝山，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