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安晚报

　土地下的青铜

　　池州有着悠久的冶铜炼铁铸币历史，除三国孝娥故事外，还有大量出土的文物和搜集到的文史资料，给予有力的佐证。

　　2008年，青阳县新河镇出土了一件重达300斤的青铜大铙。这件形似钟磬的器物，纹饰粗犷神秘，与中原青铜器的规整风格迥然不同。考古专家判定其铸造年代为春秋时期，属于典型的吴越文化遗存。《史记》曾记载“江南金锡，为天下利”，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长江以南的早期冶铸技术知之甚少。这尊青铜大铙的出土，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物资料，更将池州冶铜史明确推至2500年前。

　　此后，九华山麓越大夫墓中出土的青铜剑，以及陆陆续续在鱼塘湖汊旁农耕地里发现的战国铜铲，进一步佐证了池州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青铜兵器与农具。尤其是那柄越剑，虽深埋地下两千余年，出土时仍寒光凛凛、刃口锋利，足见当时冶铸技艺之精湛。

　　上世纪80年代，贵池灌口沧埠村的村民，在修建房屋时挖出一块布满凹槽的铜范。经鉴定，这是秦代铸造“半两钱”的钱范。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早在秦汉时期，池州地区就已具备规模化铸币能力。规模化铸币，当然与池州发达的冶炼业密切相关。

　　到了三国时期，东吴在石城（今池州）设立“梅根冶”，派遣铁官专门负责冶铸之事，铸造了大量兵器与农具，甚至可能进行钱币生产。《三国志》记载，为了这处铜铁重地，东吴还费时多年，围剿了池州山区原住民——山越，最终独占了这块土地。

　　到了东晋时期，据史料记载，梅根冶已成为江南两大冶铸地之一，也是当时皖南乃至全国最大的冶铸中心之一。这时的梅根冶更加盛名于天下，不断出现于名人诗文中。

　　诗句里的炉火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出使京都路过池州时写下《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诗题中的钱溪正是梅根的别称，在今贵池城东北40里处的梅龙街道。《清史稿·地理志》记载，自六朝以后，“梅根港，又曰钱溪，为历代铸钱之所。”梅根别名钱溪，正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地方曾经火热的铸币活动。南朝齐武帝则有诗句：“昨经樊邓役，阻潮梅根冶。”而到了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梅根，则留有“火炽梅根冶，烟迷杨叶洲”诗句。而他的好朋友大诗人李白，当年来秋浦游览山水时，也曾目睹了池州冶炼业的盛况，从而挥笔写下“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一豪迈诗句，生动描述了池州冶炼业在盛唐时的盛大气象。

　　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官方在池州设立了“永丰监”，这一举措更是将池州的冶铜炼铁铸币业推到辉煌的巅峰。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永丰监，每年须铸造铜钱24.5万缗（一缗为一千文），占全国铸钱量的近十分之一。这些钱币通过长江水道运往各地，成为支撑宋代经济的重要血脉。这样重大的国家层面的金融事件，不可能不留下一些历史印记。果然，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东至县，人们意外发现了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的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私印关子钞版。这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宋代印钞版，制作工艺十分精湛。这套关子钞版在东至的现身，更进一步证明了古代池州乃是一处金融重地，这与池州由来已久的冶铜炼铁铸币历史一脉相承。

　　地图上的池州

　　池州为什么很早就能成为古代王朝铜铁冶炼乃至铸造钱币的重地呢？打开地图，答案则呼之欲出——这一切都与池州优越的区位环境相关。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池州是一处“靠山临江”的地方。由于地处皖南山区，故而在其南部连绵不断的众多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产。古代池州的辖区内就有天下知名的铜官山。清乾隆《池州府志》则记载，仅贵池殷汇一地便有“铁山十余座”。而池州北部则紧邻长江，于是青通河、九华河等血管般的支流，便可以十分便利地将铜铁矿石输送至梅根冶等沿江作坊。当作坊中的矿石经冶炼铸成兵器、农具、钱币后，便可通过长江，顺流而下销往淮扬，逆流而上抵达荆楚。

　　可见，池州自古成为冶炼精工之地，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环境紧密相关。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池州辉煌的铜铁冶炼业，一直在池州大地上赓续。上世纪60年代，上海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就把基地迁入池州山区，其中建设的全国最大的“小三线”工厂——上海八五钢厂，可年产10万吨特种钢，其生产的军工用钢甚至应用于卫星部件。进入21世纪，位于长江岸边的前江工业园区建起民营特种钢厂，标志着池州的冶炼故事翻开了新篇章。随着铜冠有色、宝镁轻合金等一个个现代绿色企业在池州大地上的成长，池州这座古老的“铜铁炉”正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步伐，蜕变成为绿色智造的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