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抄本
《北游录》抄本
▌陈玉通
浙江海宁人谈迁，原名以训，字观若，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自幼喜读书，尤酷嗜史籍。
天启元年（1621年），谈以训28岁时，母亲去世。在守孝期间，他读到一部《皇明通纪》（明嘉靖时期陈建撰写），越读谬误越多。为考证其说法，谈以训读了历代皇帝的实录，发现这些史书并不全都属实。尤令他反感的是《太祖实录》，这部记叙朱元璋生平的书，历三次修撰。改一次，删略一次，实录里对他晚年酷杀开国元勋的事，或隐而不叙，或含混带过。这也使得谈以训想穷究历史的真相。
好在谈以训生活的年代，皇帝都很平庸，再加上嘉靖中后期商业渐荣，雕版印刷业兴盛，文人学士、在朝在野的官吏所著诗文自由出版，故私家谈丛、野史稗乘甚多。这就让谈以训接触到大量史料，他遂准备以时间排序，编撰明代编年史。
他开笔著书时，“木匠皇帝”朱由校正在紫禁城大殿里凿榫眼儿。年复一年，谈以训把大明帝国的历史风云沧桑嬗变，浓缩在500多万字中。
谈以训的明史，是与大明历史同步的国史。1644年，正当他要写崇祯朝的历史时，清军入关，在位17年的朱由俭在景山自缢。一棵老槐树结束了一个朝代。紧接着，在南方的朱由崧成南明弘光帝，不到两年即被俘被杀。
这一年，谈以训已53岁。他悲恸难抑，抚书稿而泪下，望北天而明志：大明亡，大明国史不可亡。
谈以训遂改名为迁，字孺木，在书稿上署名为江左遗民。此后几年，他千方百计搜集关于崇祯朝邸报（政府公报）等史料，写完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国史。他很谦逊，为这部巨著起名为《国榷》。榷，商讨之意也。
谈迁怎么也未料到，在一次外出归来后，这部书稿全部不翼而飞！二十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国榷》被窃，说法不一，有说是清廷为固其统治，防此书有助反清复明而下了黑手；有说是想借巨著扬名后世者，知谈迁为人刚正，难以用金钱买来而窃走了书稿。然诸说无据。
谈迁在痛哭一场后，想到了太史公司马迁，虽遭腐刑而不改其述史之志。于是他决定，从头再写《国榷》。此时，已是清顺治六年（1649年），谈迁已56岁。他也是从这年开始重写《国榷》。
谈迁只是个穷秀才出身的史学家，毕生没有当过官。为了谋生，他间或为一些官僚当文案先生，但时间都不长。故当他重写《国榷》时，还能凭借些人脉关系，得以在一些乡绅大贾退休官吏处借书抄书。人们见他满头白发，风尘仆仆地跑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找史料，无不钦敬，也纷纷给予帮助。
谈迁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编年史，在短短四年后，即又完成了初稿。但谈迁考虑到从万历到崇祯这几十年的历史，因党争复杂，说法不一，特别是崇祯一朝，虽仅十七年，不少记载全系耳食之言，倘照录，岂非成小说家言？想来想去，谈迁认为要想让《国榷》成信史之作，必须到北京才行。
但他没有积蓄，即使到了北京，吃住何依？正当犯愁时，苍天护佑。顺治帝在摄政王多尔衮死后，任大学士范文程为议政大臣。范文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二十几代世孙，因明廷腐败，愤而投清，成清国首席谋臣。范文程为了消除满汉官员“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的弊端，向顺治帝上了道《治天下首在用人疏》，顺治帝嘉其议，随即开设弘文院，广召文治人才。义乌朱之钖应召到北京弘文院任编修，于是聘谈迁当记室。谈迁喜出望外，随其赴京。
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谈迁借阅了《万历实录》《崇祯邸报》等官书文献史籍以及外面见不到的私乘笔记，以核对《国榷》。京师高官要员藏书家虽多，但谈迁乃一介寒士，如何能叩门而入？幸有崇祯年间的进士曹溶帮忙。
曹溶与谈迁是同乡，且藏书甚丰。他知道谈迁耗时几十年著《国榷》，因此不但允其借书，还介绍谈迁与著名诗人吴伟业相识。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23岁即为探花，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充东宫（太子府）讲读。崇祯末年，见国是日非，上表回籍侍奉病母，遂得改任南京国子监司业。明亡清立，半是迫于清廷压力，半是未断功名利禄心，出任国子监祭酒。他比谈迁早几个月到北京。对谈迁来访，吴伟业很是欢迎。
在当时，明亡而降清出仕新朝，是视为失节贰臣的，故吴伟业对谈迁不忘故国再度写《国榷》很是敬佩，竭尽全力支持，使谈迁得以从前明官吏、皇室宗亲，甚至太监大内杂役口中，得到不少史料。
除此之外，谈迁还花大量时间踏访北京四九城和郊区古迹，举凡宫观寺庙、皇陵碑塔以及胡同街巷，都留下了这位老人的足迹，记叙他北京之行的《北游录》，是与《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京师坊巷志稿》等媲美的著作。
《北游录》的可贵处，是记下了在顺治十年到十二年这段时间中，谈迁所见到的北京风貌。虽行文似嫌过简，但毕竟留下历史遗存名目，以之对照后来的北京史地书籍，即可见出不少文物古建的兴废，风土习俗的演变。
如书所记顺承门（宣武门）外洗大象，入清后即渐失；再如，向吴三桂献歌姬陈圆圆的田弘遇，其府邸曾在宣武门内，“道侧铁狮二，元元贞十年彰德路造，先朝都督田弘遇赐第，狮当其门。今门湮而狮如故也。”这使后人知道，原铁狮子胡同（今名张自忠路的）田府门前铁狮，原来还曾在宣内呆过。
值得一提的是，谈迁甫到北京，就到宣武门内天主教堂（即南堂），拜访了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因编撰《崇祯历书》颇得崇祯帝嘉许，多次召见晤谈，任其为太常寺卿，敕封通玄教师领钦天监事（天文台长）。
谈迁在书中描述了教堂所陈的候钟、简平仪等各种西洋观测设备，但没有写他和这位中国通都聊了什么。
前段时间，《北京晚报》报道，香山地区发现明代皇家墓园。而早在距今三百多年前，谈迁在《北游录》中明确记其踏勘所见，香山一带是明代历朝王子公主嫔妃陵墓群，“凡五十三园”，又说“碧殿道接，化为榛莽瓦砾者过半矣”。这表明，清代皇陵置于远郊后，香山一带不再用于墓葬，而是辟为皇家苑囿。
谈迁在北京之行后，据实地访察所得修订完稿后的《国榷》，因篇幅浩大，未能刊刻出版，只有传抄本。回到海宁两年后，即1658年，谈迁去世，卒年65岁。和李时珍一样，生前都未能见到几十年心血铸就的巨著出版。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为谈迁撰墓表，对他的学问人品极为称誉。县志中亦载：“处士操行廉，虽游大人先生门，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
1958年，谈迁去世300周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国榷》，继又出版了《北游录》。就后者内容而言，大可再收入“北京古籍丛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