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这是清代康熙时期的“文坛领袖”王士祯写给《聊斋志异》的题诗。首句典出自苏东坡，末句源自李贺，暗示蒲松龄怀大才而不遇。

蒲松龄与王士祯只见过一面，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时王士祯53岁，蒲松龄47岁。二人地位悬殊，王士祯是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讲，因父丧暂居家；蒲松龄则是无品级的乡村教书先生，坐馆的东家毕家是王士祯远亲，作为陪侍，得以会面。

蒲松龄善诗，“一代诗宗”王士祯看罢，略加批注，便不再关注，倒是对《聊斋志异》极感兴趣，只看了数条，便大加赞赏。后王士祯两次致函蒲松龄，讨要原稿阅读，并做了36条批语，将其中5篇文章略加修改，编入自己的史料笔记《池北偶谈》中。

为什么王士祯如此推重《聊斋志异》？原因复杂，但至少包括一点：蒲松龄善写狐妖，与前代创作皆不同，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尽扫宋明理学的泼污。清代倪鸿曾称:“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

《聊斋志异》的俗称即《鬼狐传》，近500篇作品中，写狐的达82篇，占全书1/6，且多精品，篇幅亦长。引人好奇：为何蒲松龄喜欢写狐妖？蒲松龄笔下的狐妖，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略作钩沉，以纪念蒲松龄去世310周年。

清代《聊斋全图·辛十四娘》

古人敬狐又怕狐

狐妖之说，其源甚早。

《山海经》多处记载了狐，如“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狐被视为祥瑞，汉纬书《潜潭巴》称：“白狐至，国民利。”《史记·五帝本纪》也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貔，《尔雅》释为“白狐”。

一方面，古人认可狐的道德。《说文解字》称：“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首丘。”“其色中和”指狐狸毛色棕黄，在五色（青、赤、白、黑、黄）中较和谐；“小前大后”指头小尾大，有尊卑之序；“死则首丘”指狐狸死时头朝洞穴，不忘本。

另一方面，古人又怕狐。同样是《说文解字》，称：“狐，祅（同妖）兽也。鬼所乘之。”或与狐狸昼伏夜出、诡计多端的习性有关，狐身体小，常钻入墓穴吃死尸，且叫声恐怖。

《山海经》中记三种类狐兽，皆凶兆。一是“朱獳（音如儒）”，“如狐而鱼翼”，叫声如“朱獳”，“见则其国有恐”；二是“獙獙（音如必）”，“状如狐而有翼”，叫声似鸿雁，“见则天下大旱”；三是“扡（音如野）狼”，“状如狐而白尾长耳”，“见则国内有兵”。

敬狐又怕狐，可能与汉代兴起的“物老为精”观有关，葛洪在《抱朴子》中说：“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而东晋郭璞在《玄中记》中，又开了个“速成班”：“狐五十岁，能变代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蛊惑，使人迷惑失智。”

狐狸为何坏了名声

从南北朝起，狐狸突然变成妖兽。

李炳海先生在《部落文化与先秦文学》的青丘射虎一节中说：“先秦文学中，狐形象是君主、权势的象征，或是作为男性配偶出现，或者是眷恋旧居的形象。”据此学者夏侯轩指出，狐代表的是有力量的君主，而先秦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故狐形象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的，是与历史的走向一致的。秦汉以后，修炼成仙或成精的基本上都是雄狐。魏晋六朝时期志怪狐妖以博学、智计见长，出现较多的是雄狐。但此时，雌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了唐宋时期，明显出现了狐妖雌化的倾向，甚至进一步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狐妓形象。

原因有二。

一是胡人进入中原后，时人常借“狐”骂“胡”。哥舒翰曾说“野狐向窟嗥，不祥”，致胡人安禄山当场翻脸。《洛阳伽蓝记》中记了一个故事：“后魏有挽歌者孙岩，取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狐尾。岩惧而出之，甫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为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狐狸给人剃发，也是在暗讽游牧民族习俗。

二是道教与佛教相互竞争，双方都创作了一些狐狸故事，讽刺对方没有镇妖的本事，狐狸成了众矢之的。比如《六度集经》，称狐化为人形，乞食以供养道人，后经轮回，变成“阿难”。

在民间，乡民们仍信仰狐狸。据《太平广记》载：“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朱熹成了“反狐先锋”

到了宋代，形势急转直下。学者任志彊在《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一文中表示：“与唐人开阔的胸襟相比，宋人显得敏感自闭，这种差异也显现在对狐狸的观念上。宋明文士普遍丑化狐狸，狐狸形象一落千丈。”

朱熹极端“厌狐”，注《诗经》中“匪赤莫狐”时，写道：“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注“有狐绥绥”时，写道：“狐者，妖媚之兽。”任志彊指出：“《诗经》时代，狐狸并未出现妖化现象。宋之前的解经者对狐狸的解释，都从普通动物角度出发，并未将狐狸与人事吉凶相牵连。”

宋代理学勃兴，主张理性接管日常生活，可民间巫术常借狐狸说事，文人普遍“厌狐”，诗人苏舜卿称狐狸是“皮为榻上籍，肉作盘中脍”。

据任志彊统计，宋明狐精故事创作量锐减。从现存文献看，唐代有68个狐精故事，宋代仅21个，明代仅19个。洪迈的《夷坚志》是宋代志怪的代表，共420卷，故事多达千则，却只有13个狐精故事。宋代的《太平广记》有83个狐精故事，却只是汇集前人创作。

数量少，质量还低。魏晋时期，男狐故事有7篇，占总量的50%，唐代有27篇，也多于40%，可“宋朝之后，狐精几乎全面女性化，化为女子的狐精往往吸人精血，丧人性命”，甚至写成狐妓，暴露出宋代社会的困境。宋代重商，世风糜烂，即“宋人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活至此，亦可怜矣”。

幸亏还有蒲松龄

《聊斋志异》中狐精的形象被彻底逆转。

一是蒲松龄刻意遮蔽了狐精的兽性。学者张美洲、王军涛指出，以《狐嫁女》为例，嫁女的狐翁，对偷窥者不仅不生气，反而称“不意有触贵人，望勿深罪”，邀其做客，比人类还懂礼节，

二是平等看待人狐感情。比如《鸦头》中，刻画了一位忠贞于爱情的狐女，不惜离家出走、与母为敌。人怕狐精，因其是异类，可“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人与狐妖的区别只是轮回的阶段不同，众生之间本应平等。

三是呈现狐精的“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一面。据学者林春虹钩沉，《嫦娥》中写到狐女颠当为成全宗子美与嫦娥的婚事，宁愿自己避开，且力劝修仙的嫦娥留在宗子美身边；《阿绣》中狐女，因刘子固对阿绣的痴情，化身为阿绣的模样与之亲近，并帮刘子固得到了阿绣；《辛十四娘》中的冯生“少轻脱，纵酒”，他费尽心机，得到了狐女辛十四娘的爱，却品性不改，惹来杀身之祸，辛十四娘救了冯生，最终还是离他而去……在这些故事中，狐精充满人性光辉，敢爱敢恨，勇于自我牺牲。

四是狐精们不仅有智慧，还善于反省自己。据学者林春虹钩沉，《董生》中狐女惑董生患病，董生等人残酷报复，狐惨然说：“余杀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雨钱》中，狐妖仰慕秀才博学，与之结交，秀才却让狐翁为他偷钱，狐妖故意让秀才空欢喜一场，并骂道：“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在《红玉》中，蒲松龄写道：“非特人侠，狐亦侠也。”

纪晓岚不懂蒲松龄

《聊斋志异》丰富而复杂，对于它的主题，历来争议颇多。

学者林春虹指出，蒲松龄写了这么多狐精的故事，表达出他对人类社会的不满——“自以为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中心地位，因而鄙视或者排斥异物的存在，轻易占用他物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扼杀他物”。

学者黄洽则认为，《聊斋志异》中写狐精的作品多完成于蒲松龄在毕家当家庭教师期间，整整30年，独卧空斋、郁闷无聊，“不得已而设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靠想象美丽、善良、真诚的狐仙，以讽浊世。

当时能看懂蒲松龄的人并不多。

写出志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便没看懂，他说：“夫著书者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剧场关目，随意装点。”意思是蒲松龄的狐精故事好看，但缺乏教育意义，且文法不对，“一书而兼二体”。

纪晓岚认为文言小说分两体，一种是传记，必须忠于史实；一种是小说，应严格按照《神女传》《夷坚志》等旧小说体例，让读者迅速看清来源。纪晓岚认为《聊斋志异》汪洋恣肆，在文体上不纯洁，只是“才子之笔”，不成体统。

纪晓岚始终未将《聊斋志异》列入《四库提要》名单，因“今燕昵之词，媟（音如卸，意为轻慢）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

纪晓岚的弟子盛时彦也附和说：“先生之书（指纪晓岚的书），虽托之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

《聊斋志异》很传统

今天读者不易明白纪晓岚的意见，看不出蒲松龄的功夫究竟下在哪里。学者刘瑞明在《蒲松龄对志怪狐狸精的扬弃》一文中，指出《聊斋志异》的传统一面。

比如《汾州狐》中称“狐不能过河”，出自《易经》；《嫦娥》中，嫦娥欲夺狐精颠当所爱，偷走其香囊，致骚味无法掩盖，出自《搜神后记》；在《聊斋志异》中，狐精共有胡、黄、辛、封、真、马、翁、皮、吴、皇甫十个姓，姓胡出自《太平广记》，狐能制皮草，故姓皮，毛色黄，故姓黄或皇甫；《辛十四娘》“日以纫织为事”，反用“狐不制衣”的旧说，因狐狸有皮，无需衣服，蒲松龄却调皮地将狐精改成裁缝；《雨钱》对应了“狐善盗”，狐性喜偷鸡，谐音成“偷技”，被视为盗窃高手……

《风俗通义》中记：狐老无毛，怕人发现，天未明便结髻，是用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古代传说狐叫声似婴儿；狐狸拜北斗；狐狸守印等，这些信息虽猎奇，但无助人物塑造，便被蒲松龄抛弃。

《聊斋志异》还给狐精设了籍贯。《娇娜》中皇甫公子“祖居陕”，《狐谐》中的狐女“本陕中人”，《胡四相公》“陕中产”，看来狐精的祖籍都在陕中。

这些信息链接着巨大的知识库，取舍、升级、美化……都有深意，写作者需付出惊人劳动，难怪不认可《聊斋志异》的纪晓岚也承认：“留仙（蒲松龄）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蒲松龄则自叹“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了。可惜下功夫最多的具体写作部分，因文言文教育不足，读者已难读懂。（责编：沈沣）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