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请为这个孩子取个中国名字吧。”一位坦桑尼亚母亲恳切地说。

数日前，她的孩子被发现患有巨大腹壁疝，高昂的医疗费用让这个贫困的家庭一度陷入绝望。危急时刻，第27批援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成员们帮助患儿前往穆希比利国家医院诊治，并承担了全部医疗费用，才让他重获新生。出院前，这对母子特地找到第27批援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张军桥，希望通过名字永远铭记中国医疗队的恩情。

“就叫他‘齐鲁’吧，那代表我们祖国的山东省，也是我们这组医疗队员共同的故乡，愿两国人民心手相连、情谊永恒。”就这样，8岁的坦桑尼亚小学生路易斯·阿里·卡托次，有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中国名字。

这是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海外救援故事的一个缩影。自1982年至今40多年，学校先后选派23人次奔赴坦桑尼亚、塞舌尔、汤加等国，在异国他乡用仁心仁术为无数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感谢中国医生让我重见光明”

在位于汤加的维奥拉医院里，80多岁的凯斯女士在家人的搀扶下，磕磕绊绊地走进中国医生的诊室。老人一坐下来就焦急地对第1批援汤加医疗队成员、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医生夏飞和超声科医生刘典美说：“我的左眼已经失明了，现在右眼也快看不见了。医生，我请求您帮我做手术。”

汤加日照时间长，紫外线强度大，长期在户外从事农业活动的居民眼病发病率较高，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患者较多。凯斯说，在汤加治疗眼病很难，以前预约就诊需要等两三个月，排期等待做手术的时间更长，有时需要等上两三年。随着中国医疗队的到来，手术量大幅增加，像凯斯一样的患者等待手术的时间明显缩短了。

手术室里的挑战远超预期。汤加仅有的超声乳化仪是10年前的型号，手柄振动幅度超出安全阈值。夏飞和刘典美尝试开机3次，设备都发出刺耳的嗡鸣。“直接用囊外摘除术。”他们果断调整方案，这意味着要在不足6毫米的角膜切口内，用圈匙将坚硬的晶体核完整娩出——如同在豆腐上雕刻核桃。

刘典美突然按住夏飞准备下刀的手：“患者眼轴长达28毫米，疑似悬韧带松弛。”超声探头在老人眼周移动，屏幕上的影像验证了她的判断：四分之一的晶体悬韧带已断裂，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晶体坠入玻璃体腔。两人迅速拟定新方案：用虹膜拉钩固定囊袋，改做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

完成胸腹腔连体婴儿分离手术后，守护在手术台旁的张军桥（左一）。受访者供图

手术前期都很顺利，可半小时后，手术临近结束时，护士长惊呼：“电压不稳，手术显微镜熄灭了！”众人屏息间，一道手机电筒光刺破黑暗——5位汤加护士自发围成光墙，用身体充当无影灯。在这摇曳的手术灯光下，夏飞完成了最后的结膜缝合。

术后一个月，视力恢复的凯斯再次来到夏飞的诊室时，已不需要拐杖和家人的陪同。凯斯抱着亲手编织的棕榈叶草帽来到诊室，帽檐上用贝壳镶着中汤两国国旗。“我现在能穿针了”，凯斯骄傲地展示着缝制痕迹，“中国医生给我的不仅是光明，还有重新生活的勇气”。

在蚊虫与疟疾中扎根

援外医疗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医疗队员们在异国他乡面临着诸多挑战。气候恶劣、物资匮乏、语言障碍、疫病流行等问题，时时刻刻考验着他们。

坦桑尼亚塔宝拉省的生活环境极为艰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后勤职工丁永元曾作为第12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队员在这里工作。这里地处高原，气候炎热干旱，生活用水难以保证，人们缺氧症状时常出现。“作为高疟区，夜间蚊子成群，白天结队而宿，队员们即使忍受闷热，将身体严实包裹，也极容易感染疟疾，防不胜防。”他说。

当时，丁永元是全医疗队最年轻的队员，也是队伍的“管家”。他有胃病，常需要输液治疗，但承担起繁重的后勤保障工作，他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为了确保医疗队的正常运转，他每天都要忙碌地穿梭于各个部门之间，协调物资、安排工作。

夏飞（左一）正在给当地居民治疗眼睛。受访者供图

在塞舌尔，医疗队员们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里地处热带，气候高温潮湿，极易滋生蚊虫。为了节省开支，队员们在住所的院子里种植蔬菜，捕捉蜗牛作肥料。医院没有职工食堂，他们就早起做菜带到单位。他们还将看过的报纸糊成“纸靴”，防止蚊虫叮咬。

第四批援塞舌尔医疗队队员、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科医生郭文君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医院工作期间，不仅接手了科室大部分病理取材工作，还兼任法医病理医师，出具病理报告、根据需要出庭作证。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他在休息时间刻苦学习外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沟通能力。

更难的是沟通问题。夏飞和刘典美手术顺利实施的背后，其实还有过不少波折。他们最早在汤加提出用超声乳化技术治疗白内障时，曾遭当地医生质疑：“我们习惯整个摘除，一劳永逸，为什么要冒险？”夏飞没有争辩，而是邀请他们观摩手术。当地医生们看到手术后重见光明的患者，便主动要求学习技术了。如今，这项手术已在汤加普及，治愈率提升至98%。

如今，夏飞已重返国内岗位，但他说，援外经历让自己对“医者无国界”有了更深的理解。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在坦桑尼亚的穆希比利国家医院，张军桥专门安排了固定时间，对当地医生进行培训。“可视喉镜气管插管、纤支镜引导气管插管在我国早已普及，但是当地条件受限还未开展，麻醉诱导时容易出现插管困难问题。我们向他们提供设备和技术援助，力争将这种麻醉风险和麻醉并发症的概率降到最低。”张军桥说。

其实早在2024年1月，张军桥刚来坦桑尼亚时，就拟定了初步培训工作规划，但当地医疗设备的匮乏程度，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调研后，他根据实际调整工作重点，不仅引入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更着力培养当地医疗队伍。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援助不能仅靠设备支持，更要“授之以渔”，真正提升当地医疗水平。为解决当地医院“困难气道”（医学术语，是指在临床实践中，由于患者气道解剖结构异常、病理改变或外界因素干扰，面罩通气、气管插管、喉镜检查等常规操作难以顺利进行的一种情况）的难题，张军桥通过所在的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和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向当地麻醉科捐赠了价值10多万元人民币的可视喉镜，并逐步在当地医院建立“困难气道”插管临床路径……用各种方式指导当地医生去理解、去实践。

就在前几天，几名当地患者将感谢信交到张军桥手中时，他正指导当地麻醉师娜迪亚操作可视喉镜。“过去遇到‘困难气道’的患者，我们只能听天由命。”娜迪亚展示着笔记，上面记录着每一个操作要点，“中国医生们技术精湛，毫无保留地教我们。从模拟实验室到手术室，再到临床实践，他们手把手教我们操作。能够师承中国医生，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在爱沙尼亚，中医传承也已经开花结果。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校医院的中医医生陶恩学和田文平在爱沙尼亚先后举办28期培训班，培训学员1400余名，治疗病人2000余人次，活动影响遍及爱沙尼亚全国与波罗的海周边国家。陶恩学和田文平在回国前，将整套针灸工具留给了徒弟们。陶恩学的徒弟让娜·韦钦金已移居芬兰行医，她骄傲地说：“我现在开展治疗，都是按中国老师教我的‘辨证施治’方法。”

“能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当地百姓解除病痛，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每当听到坦桑尼亚患者说“谢谢你们，中国医生”时，张军桥都很自豪。这是每一位援外医生的夙愿，以仁心仁术，赢得当地百姓的敬重和信任，医者传承跨越国界，无私奉献，书写友谊新篇章。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