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鑫

　　母亲生于20世纪40年代，退休前是一名中学教师。她总说自己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年轻时最爱把素色手绢绑在麻花辫上。

　　十八岁从师范毕业那年，母亲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她用零碎布料缝制了两个假领子，每天清晨用搪瓷缸装热水将它们熨烫得平平整整。雪白的领口衬得本就白皙的她像初春的杏花，在灰扑扑的乡村校舍里显得格外清丽‌。

　　这般爱美的女子非常节俭，并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裳。1982年春天，母亲要到公社领“三八红旗手”奖状，父亲翻遍衣柜直叹气：“去领奖你也穿补丁衣裳，倒像我们苛待模范。”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催促下，母亲才捏着攒了半年的布票，在供销社柜台前转了三圈，终于扯回五尺淡绿色的确良，去找村里的裁缝王小五。只是没想到，新衣服却给小裁缝做废了，母亲最终还是穿着补丁衣服去领了奖。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母亲坐在窗前拆那件做废了的绿衣服，缝纫机踏板发出轻快的咔嗒声。春阳斜斜地照着她，她的鬓角有些许细汗，手里却像变戏法似的，用拆下的的确良给我做了件带荷叶边的衬衫，还配了条背带短裤。我穿着新衣服跑过青石板路，淡绿色的衣角翻飞如蝶，惹得女同学们无比羡慕。母亲倚着门框，微笑着看着我，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后来，我出嫁的时候，母亲打开樟木箱取出一块布料：“本想亲手给你缝件嫁衣，表达一下当妈的心意，可现在城里姑娘都时兴穿婚纱了……”

　　十六年前，母亲千里迢迢来杭州照顾怀孕的我。那日细雨绵绵，我们娘俩在家附近的丝绸街上散步，逛到一家旗袍店的时候，她隔着橱窗抚摸着一件真丝旗袍，手指在玻璃上划出水痕。“我年轻的时候来过杭州，当时就喜欢上了这些柔软的面料，你穿上肯定和画上的人一样……”话未说完，她又转了话头，“走吧，这料子太金贵，穿着抱孩子肯定不方便。”我明白她的心思，只说：“以后我给你找裁缝定做一件，肯定比画上还好看。”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我梦见她穿着淡绿色的旗袍，在丝缎铺子里轻盈转身，可追到跟前，她却变成病床上插满管子的模样。

　　我为病重的母亲紧急赶制了一件真丝旗袍，可她还是没能穿上就走了。她走的那天，我执意要给她换上这件旗袍，可家里长辈们直摇头：“按老规矩，现在她不能穿旗袍。”我攥着那件旗袍泣不成声，滚边的珍珠硌得我掌心发疼。母亲终究也没能穿上我承诺她的旗袍。

　　后来整理母亲的遗物，我在母亲的樟木箱底看到了一匹淡绿色的绸缎，标签上竟写着我的生日。原来那年她偷偷量了我的尺寸，准备亲自动手给我做件旗袍，但还没来得及动剪刀，她就生病了。我的泪水滑过那冰凉的绸面，恍惚间又看见年轻的母亲站在裁缝铺前，攥着布票的手微微发抖。

　　三月的小雨又开始飘飘洒洒，丝绸街的梧桐也抽出了新芽。我想，或许我应该将她留下的这匹绿绸缎给自己做一身旗袍，把母亲的遗憾别在衣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