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失败:1891—1900清王朝的变革、战争与排外》 李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之所以把目光放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本书）和辛亥革命前十年（待出版），一方面是因为难以展开更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段历史无比深刻地体现了古老中国面对现代世界的挫折和转变。19世纪末十年，清帝国被刻骨铭心的战败震惊，第一次弥散出全国性的危机感（1894—1895年）。仿效海外的政治改革（1898年）随后而至，不幸的是，连续的失败至世纪末演化成巨大的灾难，一场国家参与动员的全民排外运动震惊了世界，并引发了新的国际战争（1900年）。20世纪前十年，人们目睹了现代化意义上的“新政”和它巨大的后果：立宪政治引入议会制度并实施了有限民主选举，伴之以“废科举”这样的惊人之举。然而改革的犹疑难以满足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期待，革命者最后胜出，帝制中国骤然终结，一个共和国意外诞生。

这一段历史人们似乎相当熟悉，它时常出现在教科书和大众传媒上。不过它可能又是陌生的，其中充满了固化的故事框架，其中一些人和事被淡化或遮蔽了，另一些则与此相反。

贝内德托·克罗齐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每一次新的叙事都将“创造”出新的历史。本书很难说属于哪一种叙事类型，从时间上看，它带有编年体的线性时间属性，涉及人物多属精英。并非作者多么热衷于“精英史观”，而是承认一个事实：就本书所涉历史，推动中国改变的力量仍主要是自上而下。

本书把相当多的笔墨用于扫描社会变迁，我很赞成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为历史而战》）年鉴学派所谓的整体史，并非无所不包，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视野，即关注历史进程中诸多因素的互动和合力。那么，究竟哪些人和事会出现在这本书里呢？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那句话也许就是我的答案：“报道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认为值得注意的事实。”而且它还应该包括那些“思想史”上的事实。近代知识人和舆论史是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的所谓专业方向，因此常能感知观念的威力，有时它们只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只言片语，却力量巨大，而且可以把更大的历史图景拼接起来。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话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击败最后一个帝制中国的也正是观念。“中国还完全固守着古代对待危机的态度，尽管19世纪发生了那么多让人警醒的事件，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本质。”德国人奥托·福兰阁写道。

国际政治、中外交涉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分量较其他近代史著作要重。今天，20世纪50年代颇受重视的“冲击—回应”模式早已风光不再，自从《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学者柯文著）推出中文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时风起。尽管一些学者提出诸多商榷或质疑，“中国中心观”迄今仍颇得社会心理。不过只要我们从历史本身出发，就会看到这并非事实。和西方接触之前的清帝国已经落伍，社会结构却相当稳定，这种秩序正是自1840年至1850年代开始松散、瓦解的。19世纪下半叶之后的自强运动、对外战争、变法、排外运动和立宪新政，直接原因几乎都源于外部而非内部。可以说，北京应对外部世界时的被动和滞后，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亡。当然，它实际是一种“合力”，事实上，“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者费正清并没有忽略内部因素，他在同期另一本著作里指出：“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正是那些特殊性才使中国对西方的一切表现得极不适应。”（《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下重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种历史视角值得格外关注。

中国近代史连接着现当代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仍未完成，它将在何处终结也无法预料。因此我很赞同李怀印教授所言，需要用一种“在时和开放”的方法重写中国近现代史，这“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发现过去曾被目的论史学所遗弃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抛却形塑现存叙事的结果驱动之视角，而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暂时‘结果’解释为一系列发展迹象，代表着引导中国迈向其‘近现代史’之终极目标的多种可能性”。（《重构近代中国》）

本书最大的愿望，是提供一种新的近代史叙事“文本”，激发新的兴趣和思考，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为近代史研究者、历史作家）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