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一半在闽川”，福建在宋代已成为全国文化重镇，福建精神的核心特质在宋代也已基本形成，朱熹、郑樵二人正是福建人开拓创新、务实进取的典型代表，二人的关系也成为民间与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人，学者称之夹漈先生，南宋史学家、校雠学家。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郑樵与朱熹均为南宋时期福建文化名人，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听到关于二人关系的种种故事，其中《朱熹访郑樵》的故事尤为生动。相传，某夏六月，朱熹去往闽南任职路过莆田，到萩芦江口时，只见山势磅礴、龙狮对峙，心想：“龙狮守江口，江上必有圣人！”于是溯江寻圣人，一路打听找到夹漈山。他上山去拜访郑樵，并提前在山门口的石头处下马步行以示尊重。郑樵会见朱熹，以“四白”即盐、姜、豆腐、水蓼四道“山珍海味”相待。二人相谈甚欢，朱熹随手写下“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一联赠送给郑樵，郑樵则赠送著作《诗辨妄》一书给朱熹。回去后，朱熹被郑樵隐居深山著书精神所感动，又派人送给郑樵一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述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

以上故事绘声绘色，但也有其合理之处。陈宓《朱文公祠堂记》记载：“莆虽蕞尔邑，昔称士乡，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间，凡三至焉。”可知朱熹至少三次到过莆田（含兴化县），第一次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从建阳赶赴泉州同安任主簿，路过兴化县，并去红泉听林光朝讲学。第二次是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应陈俊卿之请赴陈氏莆田家塾讲学。第三次是淳熙十三年（1186年），陈俊卿去世，朱熹赴莆田吊丧，并为之写行状。

朱熹第二次来莆田时郑樵已去世。据此，朱熹只可能第一次路过莆田时会见过郑樵，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是年朱熹24岁，五月赶赴泉州同安任主簿，约六月经过莆田，或在此时与郑樵相会。当时郑樵50岁，已献书宋高宗，名气较大，“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朱熹拜访郑樵这位学术前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才留下了民间“下马石”“四白菜”“延寿桥毁书”等传闻。

然而，关于此次会面皆不见于朱熹与郑樵的文集，甚至也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因此二人是否会面，今已不可确考。但是，朱熹确实吸收、继承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和创新精神，尤其是郑樵的《诗》学思想。关于《诗经》，郑樵作有《诗传》二十卷、《诗辨妄》六卷、《诗辨妄序》一百二十七篇、《原切广论》三百二十篇、《诗名物志》等；朱熹作有《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说》等。

郑樵、朱熹二人均秉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大胆怀疑汉儒对《诗》的阐释。郑樵以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他否定《诗序》为子夏作，以为是“村野妄人”所作。他批驳《诗序》的“美刺说”，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诗序》强加于《诗》的封建说教。

朱熹接受了郑樵的一些观点，把以前遵从《诗序》而作的《诗集传》全部废弃，另作反《诗序》的《诗集传》和《诗序辨说》。朱熹自述：“《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

二人不仅大胆质疑，而且科学求证。郑樵发现《诗序》作伪的方法，即文献中虽对某君事迹无明文记载，也可依据某君的谥号来确定美刺；郑樵考论《诗》在声不在义，《诗》的起源与“乐”相联系，“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孔子编《诗》与“礼”有关，可供燕享、祭祀之用，“而非用以说义也”；孔子教学《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是要从《诗》中求义。郑樵认为，人们不能完全认识《诗》是因为“以大小序与毛郑为之蔽障也”，而村里陋儒“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学，使后学不知道之大体，自汉儒始”，因此应摒弃被一度视为权威的《诗序》、郑笺，将《诗》作为诗歌看待，作为音乐看待，还原《诗》的本来面目。

郑樵这一观点也为朱熹所接受，朱熹曾说：“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他皆不可信。”朱熹解诗也多从诗意本身出发，“解诗人本意”，不牵强附会，他说：“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

郑樵《诗辨妄》一石激起千层浪，遭到了守旧派的大肆攻讦。淳熙间，周孚作《非诗辨妄》“凡四十二事，为一卷”，择取郑氏书中51条进行反驳，代表了学术保守派的立场。就在这时，朱熹挺身而起，依郑樵之说而作《诗序辨说》。《诗序辨说》作于周孚《非诗辨妄》之后，朱熹在序中说：“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旗帜鲜明地指出宋代文人比较相信的《诗经》各诗小序的首句也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

事实上，郑樵、朱熹的说《诗》方式是正确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作《〈非诗辨妄〉跋》指出周孚墨守成规，所论大多为无稽之谈，而郑樵确有真知灼见。他赞赏郑樵：“社会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对他，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是的，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郑樵、朱熹二人无论生前会面与否，均不妨碍二人开拓创新、质疑实证精神的代际传承，也不妨碍勇敢创新精神在八闽大地的薪火相传。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