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荣获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美国汉学家倪豪士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提到，要与30余年间投身《史记》翻译项目的合作者们共同分享这一殊荣。倪豪士主持的《史记》翻译项目自1989年开始至今，实际参与者已逾百人，包括来自中、美、德、俄、法、英、日等国的学者与研究生，已出版的9卷《史记》译本合计超100万字，包括《史记》130篇中的105篇，其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受到海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可。倪豪士的《史记》翻译与研究，不仅印证了不同文明间优秀成果交流互鉴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其研究经验也为我们持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史交汇的研究起点

兼采文史是倪豪士汉学生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出生于1943年的倪豪士，自少年时代便阅读了大量传记文学，其中不乏与近代中美交流密切相关的内容，并由此埋下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种子。于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求学时期，倪豪士师从柳无忌（柳亚子之子）学习中国文学与历史，尤其关注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关系。倪豪士对倡导唐代古文运动的柳宗元情有独钟，不仅选译了其创作的寓言故事，也与导师柳无忌及其他同学合作撰写了《柳宗元》一书。该书与倪豪士独著的《皮日休》《唐传奇导读》等共同构成了他早期的代表性成果。研究、翻译唐传奇的学术经历，不仅令倪豪士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源头活水的《史记》产生出浓厚的兴趣，也为其后续的《史记》翻译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倪豪士为什么会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史记》翻译与研究之中？其个人的学术机缘与《史记》本身的魅力两者可谓缺一不可。恰如倪豪士曾自言：“这么多年以来，我对司马迁两千年前所编织的多层次的文本愈发地着迷。在重读和编辑这些篇章时，很多东西都让我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那些我们一开始没注意到的地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国界的魅力与价值，可谓跃然纸上。

译研并重的学术性翻译

倪豪士团队《史记》英译的核心原则，即坚持一种“字面的（literal）”“逐字的（word-to-word）”翻译风格，因此倪豪士十分重视考辨《史记》的不同版本、注译本以及相关学术史问题。举例来说，倪豪士团队《史记》英译在以通行的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的基础上，广泛考辨北宋景祐监本《史记》、百衲本《史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文献中的《史记》异文，较之此前仅依据单一底本的《史记》翻译作品，在文献学、版本学等领域有了极大的深化与拓展。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倪豪士团队《史记》英译广泛参考了古今的《史记》学研究成果，以及《史记》白话译本与法文、日文、俄文、德文译本的内容，在不同译文或学术观点出现分歧的时候，通过添加注释加以详述。与此同时，在每篇译文后皆设译者注，用以“提供对传统注疏的总结分析、指出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讨论该篇与《史记》其他篇目的关系”，从而极大拓展了其《史记》译本的学术内涵。

致力于通过翻译全面呈现《史记》的历史信息、文法特点乃至《史记》学本身的丰富内容，体现了倪豪士团队《史记》英译在学术性上的深层追求。倪豪士团队《史记》英译通过设立词汇表，使《史记》中常见词语的译法能够相对固定。如将动词“战”译作“to fight”，“攻”译作“to attack”或“launch an attack”，“伐”译作“to launch an expedition”或“to campaign”，“犯”译作“violate”等，以此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史记》的行文特色。

促进中西《史记》研究交流

扎实的《史记》学术史研究，是倪豪士《史记》研究的核心特点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倪豪士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点《史记》近现代研究情况、重要学人及研究成果、工具资料书等的学术文章。在1996年发表的《西方〈史记〉研究一百年（1895~1995）》一文中，倪豪士从译介、文本、史学、文学、哲学五个方面系统归纳了西方学界19世纪末以来的《史记》研究进展，无论是从讨论的全面性还是评点的深刻性上，至今仍是了解海外《史记》研究史不可不读的重要作品。同年，倪豪士前往法国巴黎考察研究沙畹的《史记》法译手稿，进一步复原了“西方《史记》翻译、研究第一人”的工作细节，极大增进了我们对于早期汉学翻译活动的认识。

对《史记》编纂过程的持续关注则是倪豪士《史记》研究的另一大突出特色。获益于其《史记》翻译注重还原细节的原则，以及团队翻译工作本身的经验积累，倪豪士围绕《史记》编纂问题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大胆假设。举例来说，古今学界普遍将《史记》的编纂者归于先后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但倪豪士认为，太史令的属官（如“掌故”等）很可能也参与了《史记》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在整理、编辑、誊抄《史记》汉代之前篇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探讨不仅折射出21世纪以来海外《史记》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为推进围绕《史记》的中外学术互动提供了新的契机。

倪豪士《史记》研究的突出贡献在于，有力促进了中西学界对彼此研究状况的了解。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很多国内学者正是通过与倪豪士的学术交往获悉欧美世界的《史记》研究情况。如著名《史记》学者韩兆琦曾引用倪豪士整理的数据资料，呼吁国内学界重视“《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倪豪士团队《史记》英译本中设置固定的栏目，介绍世界范围内《史记》研究动态，有助于中外《史记》研究者了解彼此的议题与进展——特别是对西方学者而言，广泛了解中国学界自20世纪末开始不断涌现的《史记》研究成果及资料汇编等，无疑有助于其《史记》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在倪豪士刚刚开始《史记》翻译项目时，他将法国《史记》研究专家沙畹、德国汉学家海尼士与中国著名文史专家顾颉刚的照片挂在了自己书房的墙上。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