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赵恒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金融强国应具备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强大的货币位于各金融要素之首。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实施“对等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挑起美国与贸易对手之间的关税冲突，并从国际事务中退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对等关税”将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现有全球货币体系面临着调整甚至重构的压力，这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当前需要从系统布局产能与资本出海，主动服务周边经济体信用与融资，积极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效率，加快完善离岸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发力推动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五个层面发力，抓住机遇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国实施的“对等关税”措施将侵蚀美元信用

（一）“对等关税”推升美国通胀风险，侵蚀美元信用

从基本的逻辑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信用。从贝壳、金银再到法定货币甚至虚拟货币，人们接受货币是基于对于货币所对应的购买力的一种信任关系，强大的货币必然要求稳定的物价进行支撑。比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国经济和物价的相对稳定为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及美国陷入“滞胀”周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在1973年至1993年之间下降了一半。

特朗普当前采取的“对等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经济再次面临“滞胀”风险。关税的支付方是各国的进口商，“对等关税”政策拟对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以上的关税税率，从而推高贸易对手输美产品的价格上行压力。在基础生活消费品及工业消费品的巨大逆差之下，美国或将面临持续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关税冲突还可能通过外需收缩以及供应链循环受阻压低经济增长，这在此前美日之间的“半导体大战”以及美欧之间的“钢铁大战”等历史事件中重复出现。市场预期，若本轮“对等关税”全面实施，美国有效关税率或将突破20%，超过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关税水平，并推动美国PCE通胀上升约2个百分点。此外，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预计美国一季度GDP增速为-2.8%，高盛、穆迪等机构也下调了美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通货膨胀与经济走弱的双重风险将成为侵蚀美元信用的重要因素。

（二）“对等关税”放大美债信用风险，侵蚀美元信用

通胀的压力将制约美联储的降息空间，而基准利率处于高位将加大美国的债务压力。截至2025年2月，美国的CPI已经降至2.8%，但是为了持续削弱通胀上行风险，美国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仍然维持在4.33%的高位，同期美国国债（10年期）收益率为4.6%。当前美债余额已经高达36.2万亿美元，以到期收益率平均为4%估算，美债每年的付息成本约达1.44万亿美元，考虑到美国2%左右的经济增速，美债付息压力是难以长期持续的。

美债信用风险作用下各国央行开始增持黄金。虽然美国政策利率和美债收益率处于高位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持相对强势的美元，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元指数或将承压。2024年全球央行购金量连续第三年超过1000吨，2025年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规模或将超过2024年的1045吨。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迎来“窗口期”

（一）人民币没有“再通胀”压力，支撑人民币信用

中美两国的通胀水平走势相反，在去美元化加速的同时，人民币的购买力优势将提升人民币的信用水平。人民币目前虽然不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但持有人民币，就可以购买到全球其他国家所不能提供的质优价廉的工业制成品，这是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独特优势。中国制造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质优价廉的稳定供应能力，还在于我国工业体系在产业链与供应链层面具有“全产业链”优势，因此相较于欧盟与日本，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占比更加稳定，使得人民币信用优于欧元、日元。

在全球贸易壁垒抬升的过程中，进口成本的上行和供应链扰动给进口依赖型经济体带来一定通胀压力，但是我国作为制造业全产业链产品供给大国，人民币信用被通胀所稀释的可能性很低。全球出口的收缩可能会放大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供大于求的问题，但持有人民币不仅可以获得更强的中国制造购买力，还可以融入中国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这为人民币加快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二）人民币走出去与产能出海并行，提升人民币信用

强大的货币除需要具有稳定的实际购买力之外，还需要发挥广泛的计价手段和交易中介职能。在国内经济存在供需失衡矛盾，以及全球关税冲突的背景下，我国也将加快从产品出海转向产能出海与资本出海，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绕过贸易壁垒，打破美西方对华采取的“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策略，也有利于中国企业触达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培育国际竞争力。

当前我国产能出海与资本出海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将基建建设从非洲区域向亚洲、中东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扩展。从基建项目模式上来看，当前从传统的工程总承包发展到“融资+建设”，再到“运营+维护”，并进入“投（融）建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基建实现在海外投资运营并从中获取稳定现金流，有利于我国主权信用和人民币信用的提升。二是依托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出海所形成的产能出海和资本出海。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占世界份额达7.4%，位列全球第二，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有望持续提升。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以及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1980年代的日本类似，当时日本的产能与资本出海为日本带来了大规模的海外收益，对冲了日本国内“失去的二十年”的不利影响。

无论是基建项目出海、产能出海还是资本出海，都有助于人民币走出去并在海外形成人民币的“资金池”和“交易池”，如果将离岸人民币转换为相关国家的外汇储备或交易货币，就能持续提升人民币承担计价手段和交易中介的功能，进一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建议

（一）系统布局产能与资本出海，扩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以重要产业链节点留在国内为基础，有策略、有步骤地推动基建、产能和资本出海。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东盟以及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投资往来，丰富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场景。一是提高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人民币结算绑定程度，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建厂、并购或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时，尽可能以人民币支付设备采购、工程建设等费用。二是加强人民币互换，在基建项目出海、对外贸易与投资所涉及的国家中，加强我国央行与该国央行之间的联系，扩大人民币互换的广度和深度，为贸易和投资往来提供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三是建立并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例如，进一步扶持“债券通”“互换通”建设，吸引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投资，形成“资本出海—境外使用—境内回流”的闭环。

（二）服务他国信用与融资，提升人民币海外吸引力

人民币走出去不应只站在本国单向利益的基础之上，还应当为周边以及“一带一路”沿线使用人民币的国家带来收益，比如主权信用、融资能力的优化提升等，这是人民币走出去的价值取向和理论基础。一是将人民币走出去与服务海外主权信用建设相联系。凭借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优势，人民币可以帮助他国打造产业体系、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性。纳入或增持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实际上有助于改善相关国家的经济稳定和主权信用提升。进一步地，可以鼓励推动发展中经济体的系统性重要银行使用人民币进行资本金补充，这也有助于提升上述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稳健性。二是积极吸引更多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境外机构，以及中国出海企业发行熊猫债。当前熊猫债凭借显著融资成本优势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价值洼地”，相关国家可以低成本地获取资金用于支付工程建设款项及从事投融资活动，这一方面有助于这些国家降低外债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相关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调整外债结构，降低他们持有的美债风险等潜在损失。此外，熊猫债还可以借鉴国内“混合型科创票据”模式进行创新，探索股债结合的模式，发掘信用的股权功能，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资本参与外国企业经营，也可以帮助外国企业优化资产负债结构。

（三）持续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清算效率和吸引力

推动支付报文体系更加中立、专业、透明，通过高效服务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依托成员机构的扩大和协同，快速发展成为能与SWIFT进行竞争的新型全球性支付报文体系。

（四）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离岸金融中心建设，提升香港在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市场中的桥梁作用，提高香港清算网络与CIPS的协同。增加离岸人民币清算行的设立，提供本地化服务。推动中资银行与境外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扩大人民币账户覆盖范围。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衍生金融产品和交易体系，在境外设立以人民币债券、基金、期货、期权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及交易体系，进一步满足国际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提高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此外，可以结合海南封关政策，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将海南建设为第二人民币离岸中心。

（五）推动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并真正形成市场影响力

鼓励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拓展境外债券评级业务、发布主权评级结果、开展国际评级合作，构建独立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中国特色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借助国际资本市场和信用工具高效集聚资本，以达到信用要素增大人民币国际化效能的目的。

(作者单位：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