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千龙网
如今，我们对“非遗”一词已经不再感到陌生了。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词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2001年5月，昆曲成为全国第一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遗产项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项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列入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件事一经报道，立刻引发中国人民热议，“非遗”一词在社会层面得以快速普及。同年，中国申报的“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中国、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也荣列榜中。2006年春节期间，国家博物馆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收获热烈反响。同年迎来我国首个“文化遗产日”，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这就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升到精神家园的高度。
一、什么是“非遗”
文化遗产包含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规定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此后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级意义的文化遗产，人们发现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大多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突显的是西方中心论的世界遗产观。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真正体现公平、平等，对此全球开展了一场关于文化遗产权利的隐性的争夺。广大非西方国家争取的是让排除在西方价值观以外的文化价值得到更大范围认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布后，世界遗产明确为三种形式：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可细分为五种形态：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比如二十四节气；五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比如刺绣。非遗包含两种类型：一是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二是与文化遗产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以唱山歌这一民俗活动为例，除了山歌的内容、唱山歌这一行为，开展这一活动的固定场所也包含在非遗的概念里。
从提出物质文化遗产到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逐渐注意到“物”背后蕴含的内在精神。这也是非遗可以上升为精神家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非遗是一项项手工艺，一个个民间节日，一部部民间歌谣，但从实质上看，这些表象形态背后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比如，一种手工艺可能蕴含着某一民族对于天地自然的态度、对于物我关系的认识；某一节日可能展现的是一个民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伦理观、道德观，与西方宗教节日、历史节日不同，中国大部分节日反映的是祖先从宇宙运行规律中领悟到的生存智慧。又如，一支歌舞可能蕴含着一个民族重视生命的人文理想、美学风尚、情感追求；传统服饰上的每一个纹饰都可能是一个民族的祖先记忆，诠释了祖先创世的过程。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非遗是展现“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的重要载体。
二、遗产化：“非遗”的制度化建构
从2001年至今，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其中，列入代表作名录39项，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4项，入选优秀保护实践名册1项。其实，在非遗保护方面，我国是后发国家，我们既不是非遗保护概念的提出者，也不是最早踊跃投入保护实践的国家，但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实践发展很快。从学习模仿外国经验到形成一套独属于自己的保护实践模式，再到构建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非遗保护名录和实践体系，我国已迅速走在世界前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支撑我们的一项基础性因素是我们拥有十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
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民间文化并非天然地等同于非遗，成为非遗需要经过申报和评审的过程，也就是遗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民间文化从一个自然性存在转换为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存在。
（一）文化的实用价值之变
苗族姊妹节被誉为藏在花蕊中的节日、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在被公众熟知之前，是贵州台江地区集体性的交谊方式。与大多数以男性为主导的交谊方式不同，这一节日的独特之处在于由女性主导。每逢春天，青年女子集体向周边村寨的青年男性发出信号，邀请“游方”，在三天时间里，通过对歌、吃姊妹饭、踩鼓等活动，互表心意。姑娘们会精心打扮，身着节日的盛装聚向鼓场踩鼓，还会下田撮鱼捞虾款待男青年，最后会在姊妹饭里藏入信物以表达对男方的不同感情。第二年，男青年们会将回赠的礼物放在竹篮里送给姑娘们。
可以看出，这一节日的原始功能非常明确，在交通不便、环境封闭的情况下，通过设立节日活动的方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从而缔结婚姻关系，促进繁衍。改革开放以后，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这一节日逐渐为外界所熟知，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姊妹节原始的求偶功能逐渐消失，现在已经成为向外界展示苗族文化的节日，还增添了很多具有苗族文化元素的节庆活动，成为促进当地文旅事业发展的大舞台。
这个例子说明，遗产化的过程，超越其原始价值，是民族民间文化重新装载多重功能的过程。
（二）从一个民族的文化变成全体公民的共享文化
以一场很有名的非遗知识产权诉讼案为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户杨姓人家将阿拉伯医学与传统中医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名为“汤瓶八诊”的诊疗法。2004年，当代传承人杨华祥向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汤瓶八诊”，并于2007年12月获准注册。2008年6月，“回族汤瓶八诊疗法”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有人提出异议，国家级非遗可以申请注册商标吗？2015年，原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认为杨华祥将此种回族流传至今的疗法名称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并使用在核定的按摩（医疗）、医疗诊所等服务上，是对服务内容、方式的表述，因此缺乏法律规定商标须具备的显著性。综上，裁定对该商标予以无效宣告。随后，杨华祥不服裁定结果，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杨华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高院，结果依然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华祥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9年，最高法院作出判决，撤销此前的判决和裁定结果，维持该商标的注册状态。最高法院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当然排斥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在争议商标申请并获准注册后，“回族汤瓶八诊疗法”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争议商标权利人的杨华祥，同时也是“回族汤瓶八诊疗法”的传承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规定，其负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在案证据显示，杨华祥及其杨氏家族在通过培训、提供医疗服务等多种方式推广“回族汤瓶八诊疗法”同时，也使得争议商标“汤瓶八诊”产生了指向特定服务来源的功能。因此，维持争议商标的注册，实质上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这起诉讼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民族民间文化成为非遗项目后，从一个独属于某一类人群的文化转变为公共文化，为全社会共享，从此这一文化变为全社会共同的遗产。即使知识产权仍归于某一群人，但使用权已经转移到全体人民手中。
我们再举一例，三江侗族自治县“三月三”民族传统花炮节，被誉为“东方橄榄球”。花炮一般分为头炮、二炮和三炮，每炮都系上一个小铁圈，抢花炮时，铁圈置于铁炮上方，炮师点燃铁炮后，铁圈被高高抛起。当铁圈坠落时，队员们按挤、抢、护、拦、传等传统比赛规则争抢铁圈，并将其送到得胜门交给裁判鉴定后才算获胜，获胜方将得到花炮台、红猪、米酒等奖励。这项原本属于当地少数民族的趣味运动，被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列为竞赛项目，并对规则做了进一步完善。由此，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学校、从事民族体育专业的人都会关注这项运动，从而实现了全民化。
遗产化的建构带来一些现象，传承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多，形成广义的“非遗传承人”群体，包括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文化产业的开发者、从事文旅工作的企业，以及参与宣传的媒体、游客，甚至是学校内的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因此，遗产化的过程，是传承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另外，从民族文化变成全民文化，也有利于增进国家内部的团结，通过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认同、共情，产生民族向心力。
（三）从文化的特殊性走向普遍性
云南景颇族目瑙纵歌被称为“狂欢节”，每年的正月十五，三山五岭的景颇族群众都相聚在一起纵情歌舞，跳目瑙纵歌舞时，人少则上千，多时过万，故又称为万人之舞。目瑙纵歌产生年代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景颇人在举行目瑙纵歌前，最高祭师“斋瓦”要将天神“目代”请到目瑙场，“目代”降临大地后由北向南所走的线路，就是景颇祖先迁徙的线路。“目瑙纵歌”典礼开始后，两位领舞者“瑙双”“瑙巴”，一位身着长袍，头戴孔雀羽帽、犀鸟羽帽，另一位身穿红绿龙袍，手执长刀，庄严肃穆地引领着队伍，踩着鼓声，时而变换舞步，时而环绕，进退有序，款款而舞。
成为非遗项目后，目瑙纵歌不再是景颇人独享的节日，全国各地的人慕名而来，共同参与，在队伍中一起歌舞。此后，目瑙纵歌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以前纪念民族历史、祭祀祈福的意义逐渐淡化，转而更加突显其全民狂欢的节日氛围。在遗产化的过程中，目瑙纵歌的接受度得以扩容，从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为更多人共享。
（四）“非遗”的符号化
广西龙胜红瑶妇女一直保有留长发的习俗。2012年，“龙胜瑶族长发习俗”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留头发是这一族群约定俗成的习俗，但在成为非遗项目后，长发成为当地妇女的身份象征。她们将长发视为这一族群的标签、符号，用长发建构自己面对外部世界时的文化身份。现在，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红瑶”等关键词，映入眼帘的大都是瑶族妇女在河边洗长头发、梳长头发的形象。长发成为这个民族的名片，这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即非遗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的过程。
广西毛南族有一个典型的民族技艺——编花竹帽，技法细腻、精巧耐看。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以后，花竹帽成为毛南族的象征符号。符号生产让非遗具有越来越强大的流通力量，拥有绵延生命力。符号的意义就在于流通，就像人民币，虽然只是一张纸，但所有人都知道它的用途和价值。
（五）从边缘走向中心和主流
遗产化的过程让民族民间文化从底层的、乡土的文化向上流动，使其从边缘走向中心和主流，从地域性走向共享性，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当某一民族民间文化申报成功列入非遗名录后，保护单位一般都是某一政府或官方机构，而非个人或某一民间组织。保护主体的变化，也体现出文化地位从局部走向整体的变化。比如民歌，广西作为民歌大省，牵头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让民歌从地方走向世界。
三、资源化：“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资源化是非遗现代化的编码过程，遗产化让地方性的文化传统进入主流文化的话语流通范畴，资源化则使其进入资本流通领域，让非遗融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说到“资源”，我们可能自然会联想起石油、煤炭这些推动工业化进程的资源，而非遗是否也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前，非遗正在快速完成资源化的价值转型，正在成为推动地方旅游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
经过遗产化和资源化的过程，非遗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动力资源。近年来，我国媒体频繁使用“非遗+”的表述形式，提出“非遗+旅游”“非遗+扶贫”“非遗+特色街区”“非遗+研学”“非遗+民宿”“非遗+演艺”“非遗+文创”等。在这一过程中，非遗扮演赋能者的角色，“非遗新经济”的提出将非遗置于全新的生产关系中，使其与各类经济实践产生密切互动。非遗改变了以前弱势文化的形象，展现出更为强大的新形象。
（一）“非遗+扶贫”
2018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通知，确定第一批10个“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支持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截至2019年，各重点支持地区陆续设立156家非遗工坊，取得良好成效，形成一批可推广、可持续的经验做法，同时依托82个就业带动性强的非遗项目，推出142个特色品牌。
（二）非遗产业化
2019年春节期间，“年画重回春节”系列活动，让人见证了一项古老文化在产业化运作中乍醒复活的奇迹景观：年画展览、售卖、体验、游戏等全业出动；产品设计、包装、动画等全面出击；食品、文具、家居、表情包等全景覆盖；参与者超5000万人次，曝光量超7亿次，成功地使年画在2019年春节变成新消费品。
黑龙江海伦市政府为推动汉、满、达斡尔等民族风格的海伦剪纸形成产业化优势，抢占国内剪纸市场，不惜将整个海伦市变成剪纸的世界：剪纸街、剪纸大师工作室、剪纸艺术馆；路边有剪纸灯箱，商场有剪纸长廊……这一独特的市容市貌，塑造出中国剪纸产业舍我其谁的气象。
近年来，一些知名设计师开始系统介入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激励政策，支持高校、企业到民族地区成立传统工艺工作坊，将现代设计与传统工艺有机结合，推出多种文化创意产品。对此，有人评价，“非遗即生活”“非遗是以更美更精致的方式生活”。比如，黎族设计师在传统黎锦工艺基础上，加上时尚元素，在国际时装周上大放异彩。
在进行创意设计的过程中，非遗的原有形态可能发生改变，形成新的传统，比如羌绣。2008年汶川地震后，非遗为灾后重建工作作出重要贡献，很多企业通过对羌绣的转化利用进行扶贫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一期羌绣传承人培训班上，外来的设计师提出将羌族的传统纹饰绣在皮料上，而不是传统的布料上，很多绣娘因这种行为打破传统而犹豫再三，只有一名绣娘愿意一试。这款皮质羌绣包广受欢迎，让更多绣娘愿意接受新的传统。
资源化还会推动非遗的价值升级，带来新的概念，如“非遗经纪人”“非遗创意设计授权”等。比如，2019年，国家级非遗羌绣传承人杨华珍在成都国际非遗节上成功授权了自己的IP。通过创意设计，非遗融入我们的当代生活，古老的传统再度成为流行，实现了“二次发育”。
十几年前，我们还在忧心如何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多位学者振臂高呼，号召全民投入留住精神家园的保卫战；如今，我们看到，中华民族迎来高度文化自信，我们已不再仅仅坚守充满悲情色彩的阵地防御战，而是吹响了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号角，发动一场主动出击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地域在扩大，意义在扩容，成为具有全民性的文化资本并实现全球流通。这是我们十几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每一位中华儿女在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要担起责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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