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多个维度来看，中国消费与GDP之比偏低。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没有出现明显偏离，但服务消费占GDP之比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偏离比较多。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商品价格绝对水平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总体比较吻合，但服务价格绝对水平相对较低。不过比较绝对价格的意义不大，因为一个经济体的绝对价格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因此比较标准化后相对价格更有意义。我们将各国价格通过人均GDP进行调整，得出相对价格水平。中国的相对价格水平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明显偏离，不过服务消费的相对价格总体上低于商品消费的相对价格。这说明，认为中国消费偏低是因为某些价格低的观点得不到数据支持。
展望未来，中国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服务消费的空间大于商品消费，尤其是医疗保险、文娱等方面。商品消费的空间更多在于升级，即提质；而服务消费的空间可能主要在于提量。提升劳动者报酬有助于提升消费，但结构性改革，比如改善社会保障等对于提升消费意义重大。
正文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位，要求“大力提振消费”[1]。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更好结合，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实际上，消费不只是2025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也是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消费的意义不仅仅是从支出法的角度支撑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亦非常重要，因为创新需要需求支持。如果需求走弱，企业进行科研投入的动机也会下降。我们在《需求引领科技革命》专题报告中曾详细探讨了这个话题。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物价偏低，尤其是某些公用事业与服务价格并非完全由市场定价，可能拉低了中国消费。这个观点隐含的意思是，中国消费的量可能不低。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中国消费还有多大空间？消费的潜力主要在哪些领域？这些是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
主要是服务消费占比较低
中国2023年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合总起来与GDP之比为56%。对比四个人均GDP比较高的经济体（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和四个人均GDP偏低的经济体（巴西、墨西哥、印度、印尼）同期的消费占比，中国消费占比比较低。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其服务消费占比越高，而服务业一般偏劳动密集型而且难以贸易，价格可能偏高。越不发达的经济体，其恩格尔系数越高，基本的商品消费，尤其是必选消费占比越高。经济落后的国家，其资本形成往往也比较低，出口竞争力也比较弱，也导致消费与GDP之比被动地偏高。
还有一点要注意，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出口占GDP之比接近20%，出口带动投资，资本形成占比相应可能比较高。这是不是中国消费占比低的主要原因呢？我们为此计算了四大制造业偏强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在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与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相当的时期的消费占比。比如，1960-196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为26%，其消费与GDP之比超过75%，1991-1995年期间，德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为27.1%，其消费与GDP之比大约为75%，1980-1985年期间，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为30.5%，其消费与GDP之比超过65%，2010-2013年期间，韩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为28.8%，其消费与GDP之比也达到65%左右。中国2023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为26.2%，其消费与GDP之比为56%。因此，出口偏强也并非我国消费占比偏低的主因。
如果将消费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数据显示，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主要是服务消费占GDP之比比较低。2020年的数据显示，印尼和印度的商品消费与GDP之比均接近25%，墨西哥和巴西商品消费与GDP之比超过15%，美国商品消费与GDP之比低于10%，而日本、德国、韩国商品消费与GDP之比均超过10%。中国商品消费与GDP 之比超过15%，与巴西比较接近。如前所述，一般而言，越发达的经济体，商品消费占比可能越低，这几个经济体的数据比较符合这个规律。同期，中国服务消费与GDP之比高于30%，但低于前述的八个经济体。
进一步从人均GDP与商品消费/GDP之比的散点图来看，中国商品消费与GDP之比低于拟合线，但与全球平均值基本吻合。但人均GDP与服务消费/GDP之比的散点图显示，中国距离拟合线的距离比较大，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大于与拟合线的距离。这表明，中国消费占比低可能更多是因为服务消费占比低。
有观点认为中国消费可能被低估。比如，部分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调查可能未被充分计入。或者，一些私人消费被算作企业成本而非个人消费（例如以企业名义购车、差旅、招待等）。还有观点认为，按成本法核算虚拟住房消费，低估了自住房的隐性“租金”[3]。比如，2023年经济普查实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GDP增加13433亿元，增幅为1.1%。不过即便考虑这些情况，中国消费占比可能仍然偏低。
价格难以解释消费占比偏低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大家，生产效率越高，价格越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效率总体上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果从real analysis角度来看，理论上前者的价格应该低于后者，但现实中是后者的价格低于前者，也就是越富裕的国家绝对价格水平越高，其中一个解释是“鲍莫尔病”。换句话说，导致价格与人均GDP成正比的原因是那些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的服务业推升价格上行。因此，从绝对价格的层面来看，中国绝对价格水平总体上低于发达经济体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基于世界银行2021年的数据所做的散点图显示，中国与全球平均价格指数相比，撇开汇率因素的影响，中国总体价格指数略高于拟合线，与通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人均GDP水平大致吻合。图表7也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经济体，其绝对价格也越高，但价格对人均GDP的弹性远低于1。也就是说，人均GDP越高，绝对价格也越高，但价格上升的速度远低于人均GDP增长的速度。这说明，越发达的经济体生产效率可能越高，其价格上升的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我们进一步将世界银行的大类数据分为商品价格指数和服务价格指数。图表8显示，与世界平均价格指数（100）相比，中国七个可得商品价格指数分项数据里面有五个高于100，但七个服务价格分项指数中有六个低于100。
图表也展示了2021年中国和前述八个经济体的分项价格指数，结果基本上符合经济规律，总体而言，比较发达的经济体绝对价格指数较高（表中偏红色），而欠发达的经济体价格水平较低（表中偏蓝色）。中国的商品价格指数偏红色，而服务价格指数偏蓝色。
除了世界银行的分项价格指数，Numbeo网站也收集了消费者汇报的微观消费价格数据，其分项很细，但覆盖面远没有世界银行的数据全面。图表10的第一行是消费者汇报的中国分项价格数据在全球中的分位数。分位数越高的分项，说明中国价格指数相对于全球水平而言越高。从这个数据库所得出的结论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大体一致，也是发达的经济体绝对价格指数较高，而欠发达的经济体绝对价格指数较低。
但各个经济体人均GDP不同，不能只看绝对价格，更重要的是要看相对价格。因此，对绝对价格进行标准化，比如通过人均GDP对绝对价格进行调整，将得出一个相对价格指数，这个相对价格指数能更合理地展示价格水平的高低。我们将世界银行的大类分项价格进行调整，得出的结论与未经标准化的价格指数有较大的差别。图表11显示，四个欠发达的经济体的相对价格指数基本上都高于另外四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后者的颜色偏蓝的多，而前者的颜色偏红的多。中国标准化后的分项价格指数颜色多数偏红。将Numbeo网站收集的消费者汇报的分项价格数据做类似调整，也显示出发达经济体的相对价格低于发展中经济体。
此外，我们还对比了中美日德四国的铁路运价。不管是货运还是客运，中国的铁路绝对价格都明显低于美日德。不过经过人均GDP调整后的单位相对价格排序就不同，中国处于日本和德国之间，亦高于美国。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服务业价格是住院费用。图表14显示，经过汇率调整后中国平均单日住院费用金额低于美国、日本、韩国，也低于墨西哥，而高于印尼、印度和巴西。经过人均GDP调整后的结果显示，中国平均单日住院相对费用仍然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和墨西哥，与印尼和印度相若，高于巴西。
消费空间：商品提质，服务提量
前面的分析结论大致可以总结为，中国消费的潜在提升空间比较大，价格因素难以解释为何消费占比偏低。从类别来看，商品消费的提升空间总体上低于服务消费。结合国际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商品消费的空间可能主要在于提质，而服务消费的空间更多在于提量。我们基于2020年OECD的投入产出表所做的分析显示，与世界平均值相比，中国在医疗保健和社工方面的消费差距靠前，批发零售差距排第二。房地产消费占比也偏低，可能与中国对自住房虚拟消费的核算方法有关；金融与保险占比也偏低，但金融和保险消费到底多少合适有争议。
具体从商品消费来看，以家电为例，中国传统家电渗透率总体上不算低，但美发电器（卷发棒、直发器等）、食品加工电器（食品料理、搅拌、研磨、榨汁等）、洗碗机、干衣机等渗透率较低的商品未来提升空间可能相对比较大。
中国冰箱、空调、洗衣机等渗透率在全球排名中不低，不过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中国汽车保有量与其经济发展阶段也比较吻合。
从服务消费来看，与前述八个经济体相比，我国教育支出和人均教育经费额居中。该数据包括了私立教育费用，如果只考虑公立教育，我国教育费用金额没有那么高。与全球相比，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比仍有提升空间。我国目前的生育支持财政投入中，生育保险主要提供医疗报销和产假期间工资，尚未覆盖额外的育儿费用；个税专项扣除对低收入者的实际减税效果还有空间；学前教育支出主要针对3-5岁儿童，而0-2岁儿童托育尚未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全国层面未形成系统性财政支出。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等举措[4]，在这方面做出有益探索。
医疗方面，中国提升空间比较大。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可能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疗消费占比，不过更多需要财政加大对医疗保健消费的支持。2000年以来，中国医疗保健支出中自付费比重从60%以上回落至2020年的34.8%，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医疗保健支出中自付费比重居中。但在同等发展水平来看，则自付费比重还有下行空间。得益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移动手机网络、固定宽带的覆盖面与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但在医疗保健、社工社保等服务消费较低，文娱休闲相关消费方面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劳动报酬占比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如果要使得消费占比上一个台阶，结构性改革，比如提升社会保障程度，包括对生育的支持，对年轻人失业的保障，低收入人群的支持也很重要，这方面的政策还有较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