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堂旅行团》以其独特的公路叙事探讨了生命困境中的救赎,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方面,影片试图通过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和公路旅行的形式传递温暖与希望,却因叙事的失真和对苦难的浪漫化处理而被批评为“不真实”。另一方面,它又凭借对抑郁症议题的细腻描摹和人性温暖的呈现,成为一部触动人心的治愈之作。这种矛盾的观感体验,不仅反映了电影自身的创作困境,也折射出当下电影市场对现实与理想的复杂博弈。

失真的公路叙事

　　□王文轩

　　电影《天堂旅行团》探讨了生命困境中的救赎命题,影片用公路叙事的形式外壳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去传递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但给观众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这种不真实来自创作者对苦难的浪漫化处理和内容与现实的割裂表达。

　　公路片的特点在于以公路这一地理空间作为叙事背景,伴随着流浪、寻找和旅行等情节表达去推动人物的精神转变,其戏剧冲突源自行程中的不确定性,在旅途中感受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情感。《天堂旅行团》却显现出公路叙事的结构性失衡,公路叙事让位于“苦难+救赎”的情感表达,沦为呈现地理景观、构图美学和营造温情氛围的视觉图景,治愈人物的不再是路途中的人与事,而是有目的性地走向导演已经打造好的“疗养院”,公路自带的精神疗愈功能缺失了。

　　电影中,旅程伊始是小聚和宋一鲤的偶然相遇,在医院中,小聚恰好撞见了想要自杀的宋一鲤并把他救下来,为了真正意义上地拯救他,小聚编造出“寻父”骗局作为踏上公路旅程的原始动力,宋一鲤也同情患有脑癌的小聚,想去帮她完成心愿,但仅凭一段语音就默认了小聚征得母亲同意的“谎言”,这显然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叙事逻辑的不能自洽在片中有诸多体现,比如为了支持和帮助宋一鲤走出人生阴霾的舍友方块七,不惜变卖自己所有资产也要借钱给他,这显然不符合一个成年男人的正常行事逻辑。另一个舍友李树传递出的死亡讯号,只是为了给男主敲响珍惜当下好好生活的警钟。这些冲突的展现流于表面,没有严密的逻辑可以支撑,而人物的设定更像是工具人,缺乏行为动机和个性化内在,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激发主角的情感体验,将一场公路治愈之旅降级为苦难景观的打卡式浏览,缺失了公路叙事本真的生命体验。

　　小聚和宋一鲤作为叙事的核心人物,两人病症的设定本应承载着双重叙事符号,最后却都流归于情感宣泄的表达需要。男主宋一鲤的设定是抑郁症患者,患病的原因被简化为母亲的离世和妻子的离开,有一种“踩空”现实的割裂感。小聚这一人物则被附着了更为“夸张”的天使形象,变成了一个只为救赎男主脱离困境的符号。小聚有着超越这个年龄的成熟与懂事,自己身患疾病但为了帮助宋一鲤,她“策划”了这样一场治愈之旅,这个举动未免太过理想了。

　　疾病题材电影的社会功能,在于它不仅要呈现疾病的生理痛苦,更要体现疾病背后所隐喻的社会文化议题,引起人们对于生命和生活的反思。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都患有疾病,导演和编剧想去打造一次精神疗愈之旅,让深受生活困扰的大多数人得到治愈。从影片的表达看,这场公路旅行治愈的只有宋一鲤一人而已。影片的不少情节有一种强烈的失真感,比如小聚用换药片的形式去阻止男主自杀,方块七用一句“死扛”就让男主重获希望,童真化的表达和热血的友情并没有让观众产生共鸣,反而与现实产生隔膜与疏离。

　　《天堂旅行团》所呈现出的在叙事表达、人物构建和主题传达上的三重困境,也映射出了当下部分电影创作的一些问题,疾病叙事正沦为消费手段,唯有重回现实才能抵达治愈的目的地。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

于平凡中寻光

　　□赵越

　　“我在生命尽头,拯救了一个想自杀的人。”这是《天堂旅行团》原著小说封面上的一句话,也是电影版《天堂旅行团》最核心的情感内核。

　　当下的电影市场中,以心理困境为切口、以治愈为核心命题的影片并不少见,但能将苦涩与温情平衡得如此巧妙的,《天堂旅行团》算是一部令人惊喜的作品。这部由刘杰执导、张嘉佳监制并编剧的剧情片,延续了张嘉佳一直以来的治愈风格,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生命救赎的深度对话。

　　“这个世界对普通人很残忍,也许你没做错什么,就是会找不到出路。”这是影片最开始宋一鲤的一段独白,影片开头围绕失意的宋一鲤展开,他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事业失败,餐馆赔光积蓄；婚姻破裂,妻子决然离去；母亲中风,住进养老院自杀身亡。站在人生悬崖边缘的他,被绝症女孩余小聚“绑架”,由此开启一场充满未知与惊喜的公路旅行。在旅途中,方块七卖掉小卖部所有的货物帮助余小聚完成梦想,因为宋一鲤从来没有把他当成瘸子,给了他抛开偏见的勇气,临走时方块七送给宋一鲤两个字——“死扛”；晶晶失恋后并没有崩溃,而是在冷静之后重拾生活的勇气,说出了那句“爱咋咋地”；好兄弟李树患癌之后并没有颓废,而是向死而生地燃尽自己最后一点生命余温。这场因余小聚而开始的旅行,改变了宋一鲤自杀的念头,从旅程起始的荒诞与无奈,到途中的温暖与治愈,再到结尾的释然与重生,每一步都踩在生活的痛点上,却又绽放出希望之花。

　　《天堂旅行团》最值得称道的,是它对抑郁症议题的勇敢触碰与细腻描摹。主角宋一鲤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中符号化的“忧郁青年”形象,而是一个在麻木与刺痛间反复撕扯的复杂个体。影片开场,狭小昏暗的房间里,他眼神空洞,周围堆满了杂乱的物品,仿佛整个世界都对他关上了门。随着剧情推进,宋一鲤与余小聚一起旅行。在旅途中,宋一鲤的麻木与余小聚的欢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像抑郁症患者常常身处热闹之中,却依然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如影随形。在天台,当宋一鲤笑着流泪说出“我不是想死,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活”时,他内心的挣扎、孤独与迷茫显露无遗。

　　影片并未止步于苦难的展览,而是以“治愈”为锚点,通过旅途中的人性闪光逐渐瓦解宋一鲤的心理防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对“救赎”的理解超越了简单的互相取暖:当余小聚最终坦白自己时日无多时,这场看似“孩童拯救大人”的戏码被彻底解构——原来真正需要直面死亡的,恰恰是那个声称“不想活”的成年人。这种角色关系的反转,让影片的主题升华至对生命本质的叩问:当我们谈论“活着”时,究竟是在恐惧终结,还是在逃避存在?

　　电影《天堂旅行团》通过宋一鲤和余小聚的故事,引导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束光会为我们照亮前行的路,总有一份温暖值得我们去坚守。就像影片中那句台词所说:“这世界不停开花,我想放进你心里一朵。”或许每个观众都会想起自己生命中的“余小聚”——那个曾以天真或笨拙的方式,教会我们如何继续前行的人,而这正是电影最珍贵的治愈力。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