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美

　　京津冀虽地域相近、气候相同，但由于自身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城市功能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明清时期在全国商品流通格局形成的背景下，京津冀最初以行政调拨、调剂余缺为主要表现的地域联系，初步转变为内部联系紧密，并以整体格局主动融入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的发展态势，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经济联系。

　　以利京师：围绕都城营建和日用的物资流动

　　北京在元明清时期成为统一国家的都城，围绕城市营建和日用所需，形成了四周汇聚中心的特殊供给体系，包括日常所用柴炭的烧造、建筑材料的开采、地方时鲜的供纳等。这种依靠行政体系、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而非市场行为的资源供给模式，一方面有力地保障了都城秩序的正常运转，但无序且过度采掘则对相关地区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

　　明代永乐年间北京城所需的柴炭，多在附近的“白羊口、黄花镇、红螺山等处采办”。但随着岁久采取尽绝，只能不断更换采伐地点。特别是成化以来京城风俗奢侈，官民之家争起第宅，时人担忧“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数十年，山林必为之一空矣。”当时繁重的柴炭供应体系，不仅给河北地区带来了繁重的负担，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枯竭，以致“数百里外林麓都尽”。

　　作为北京周边沿河靠海的一个重要城市，天津地区丰富的物产，成为北京庞大的宫廷消费来源之一。天津临河靠海，多产鱼虾蟹蚌。明代正德皇帝多次派遣宦官前往天津收缴新鲜鱼虾，称之为“打鲜”。正德十三年（1518），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范辂上疏，弹劾御马监太监毕寘依附刘瑾作威作福，理由之一就是“先朋逆瑾，在天津打鲜，藉瑾声势威，吞噬无厌，往来徐扬之间，科敛民财，以数万计，民皆衔入骨髓”。

　　当然，行政主导的物资调运之外，明清以来北京作为全国消费中心所形成的物资集聚能力，也带动了沿途地区商品流通的发展。兼具运河、海道两路枢纽地位的天津，成为运京货物的转运中心。“天津关税有闽广客贩杂货洋船一项，每年于夏秋之间乘风进口”，所载商货以糖、磁器、纸张、茶叶等为大宗。以雍正九年（1731）北上贸易的海船为例，其中有45只载有糖货，共计34100余包（桶）；有10只载有磁器，共计54万余件；12只载有纸张，23只载有茶叶；其它商货还有苏木、胡椒、干鲜果品、药材、海味等，绝大多数货物在天津过关验货后转运北京。作为转运枢纽的优越地位也促使天津很快从一处军事卫所成长为商业重镇。

　　国计民生：区域粮食的调剂和贸易

　　古代的粮食供应，不仅关涉日常民生日用，更关切政权稳固与社会安定。因此，保障粮食安全，是传统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每年经由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漕粮供应北京，粮食也成为当时国内远距离运输的主要构成。围绕粮食调配、贸易，不仅构成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往来的主要内容之一，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三地的经济关联程度。

　　天津作为运河段终点的前站，是南北往来漕船的必经港口，“京师岁食东南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永乐六年（1408），因北京军储不足，“以瑄充总兵，率舟师海运，岁米百万石”，并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由天津卫籍兵士万人严密驻守。如遇特殊情况，运京漕粮也经常在天津截留存储。如景泰六年（1455），因“沙湾河决，漕运不便”，将“三十六万余石寄放天津等三卫”。明清时期的天津，既是漕运枢纽，也是重要的仓储重镇，成为紧扼国都经济命脉的关键节点。

　　明清时期围绕粮食调配，推动了北京与周边地区形成了紧密的关系链。清代规定南运漕粮到京，旗民如有多余米石可自行出售，或由畿辅地方收买以作灾歉年份赈济之用。如乾隆四年（1739），因直隶连年歉收，米粮短少，下令“直督官买旗丁余米”，以供给“畿辅地方需米”。同样，周边地区粮食贸易情况，也会直接影响到京城粮价。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兴、宛平二县八月粮价各有增长”，经查明是因为雄县白沟河、霸州苏家桥等处，时有河间、天津商民，“多在水次收买粟米转贩射利”，导致京城粮价的波动。

　　行政性的粮食调运之外，京津冀区域内形成了分布众多、不同层级的粮食市场。通州为水陆总汇之区，不仅是漕粮收卸码头，也形成了较具规模的粮食贸易市场，“凡山东、河南及直隶之大名、天津、江南之徐州等处出产麦石，各处商人每年自二月开河以后，陆续装运来通，数至五六十万不等”。天津一县“向来以商贩东省粮石营生者，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每船往返各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另外河北新城、白沟河等水路码头，“俱有粮食买卖”。

　　一水可通：区域内部通畅的商品流通

　　明清时期京津冀地区河道遍布、水流丰沛，为域内商品流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大运河、海河等主要河流之外，一些支流也是货物流通的主要通道。滏水上游为河北磁县滏阳河，“凡广平、顺德、正定、河间诸郡之米盐刍豆，无不藉以转输”。流经保定等地的淀河在乾隆年间疏通之后，“天津一带商民重载，由淀河一水直达，挽输甚便”。围绕粮食、棉布、杂货贸易，京津冀区域内部也形成了频繁、顺畅的商贸往来。

　　清代以来河北地区成为重要的棉布产地，其中尤以冀东、冀中以及冀南地区为主，棉花和棉布贸易成为区域内部贸易的商品之一。光绪年间，广平府平山县盛产棉花，除本地纺织所用外，售往天津、石家庄等地最多，“每年出境花价约在数十万元”。保定府高阳土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以来出产甚丰，制成布匹主要销往河北辛集、南宫、顺德、高邑、德州以及北京、涿州等地。

　　清代河北地区皮毛加工业，以辛集、邢台、承德、保安等地为代表。羊皮由“保定、正定、河间、顺德及泊头、周家口”等处输入，每年粗细二色约“三十万张”，再制成皮袄、皮褥等货，运往天津出售。清末怀来县皮货业“以治城为中心，远经张家口而达于京津”，商人往往用销售所得购买各类洋货和闽广来津的杂货回到本地售卖。

　　双向流动：国际市场的开拓与腹地市场的发展

　　晚清开埠通商之后，天津转变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为征收到津洋船商货而设立的天津海关，很快从税关开征时的10余万两，至1911年左右增至300万余两，显示了天津国际贸易的兴盛。大量腹地市场货物经过天津销往国外，同时进口洋货也从这里分销到内陆地区，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京津冀区域与全球市场的关联。

　　开埠之后，天津成为内陆市场与外洋贸易的中间枢纽。清代直隶地区苇席、草帽辫等编织业十分发达，主要分布在白洋淀附近的安州、雄县与任丘等地，这些地区出产的草帽辫大多经由天津洋行代理出口。河北顺德地区原以农业为主，随着国际皮毛市场的发展，本地区居民开始前往陕甘、塞北等地贩运皮毛，并经由天津出口，20世纪初当地从事皮毛贸易的商号最多时有七十余家。

　　进入到京津冀内陆市场的洋货主要包括西洋棉布、鸦片以及绒货、绸缎羽绫、五金等。机器工业的发展，加上不平等的税收制约下，洋货所具有的生产能力和低成本优势，给国内市场带来了很大影响。如洋布一项，给河北地区的土布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布利，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砂拣金”。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京津冀区域不断从行政约束下的关系，逐步迈入自主性的市场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商品流通的扩大，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仅在区域内部形成了强度不一的市场关联，同时以区域为整体与广阔的国际市场构成了一条双向流通的贸易通道。不同内容、不同层级的市场，既遵循各自发展逻辑，同时也在不同时期国内、国际市场的变化中，进行了亦步亦趋的自我调适和转型，呈现出明清时期京津冀地区日益紧密的经济关联。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