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胜

《口吃简史》王永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有人统计过，权力巨大、荣耀无比的中国皇帝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平均寿命短，健康状况差；非正常死亡比例高；人格异常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

　　清朝末年，慈禧从醇亲王身边夺走他4岁的儿子载湉，即光绪帝。张宏杰在《坐天下》一书中用悲悯的笔调如此形容光绪：“这个孩子如同一块柔嫩的蚌肉，被粗暴地从亲情之蚌中剜了出来……天底下可能没有比紫禁城更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地方了……这群辉煌的宫殿其实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权威意志和专制观念的体现。”

　　上面这段话同样适合明宪宗朱见深。朱见深也是在相似的环境之下成长起来，在同样的紫禁城，在同样的年纪，也与自己的父亲分离，也用恐惧的眼神偷偷看着自己的亲戚。

　　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认为，无助、脆弱的儿童会觉出世界存在潜在威胁的所有负面影响力，因为害怕这种潜在的危险，同时为了获得安全感，便会形成某种神经质的倾向来对抗世界。

　　身在帝王家的儿童同样受到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可以说，他们受到比普通儿童更大的压力。盘点中国历史，口吃的帝王并不少见，如三国时期魏明帝曹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司马氏阴冷的眼神带给他的压力；北齐第二任皇帝高殷，被他父亲文宣帝高洋抽打成口吃；北齐后主高纬，他在军中口吃发作时，就本能地用大笑救场。

　　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之下，童年的朱见深和光绪都变成了口吃。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认为，光绪的口吃是“先天不足”；我认为光绪的口吃可能不是先天的，而是被冷漠而威严的慈禧活活吓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相似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朱见深和光绪虽然都患有口吃，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读帝师翁同龢日记，我们会发现印象里清秀、文弱的光绪，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执、骄纵，性格非常矛盾。而朱见深的性格相对来说很宽和。

　　何以故？这是因为，口吃的孩子只能以建立某种防御策略的方式来应对、抗衡这个世界，并获取满足感。至于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由所处的整个环境的综合因素来决定的，是追求控制呢，还是倾向屈从？是乖顺呢，还是高筑壁垒把自己围困起来，并杜绝外人闯入？所有能采用的方法都取决于现实条件。

　　不同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困境，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信息交互方式。好比悲伤的人不一定都流泪。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悲伤的各种举动，触摸其受挫的情感、欲望与恐惧的深处。

　　据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朱见深在临朝宣旨时，犹如背课文，因为事先诵读熟了，所以能“琅琅如贯珠”，至于召见大臣、商议朝政，临时应对，那就麻烦了。所谓“君相天赋，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测”。

　　与朱见深同时代，在朝廷为官的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次上朝，诸司奏事，“事当准行者，上以是字答之”。也就是说，朱见深把不得不回答的词句尽量压缩到字数最少。成化十六七年间，“上病舌涩”，朱见深连说个“是”都很困难。鸿胪寺卿施纯马上揣摩到了他的难处，就悄悄向其近侍说：“是”这个字难说，可以改成“照例”两字。

　　在我这个口吃者看来，朱见深“是”字的发音也未必是流畅的。大部分的口吃者有几个特别难发的音，而“是”字本身包含的用来表态与承诺的意义，往往会给口吃者带来心理压力，“是”就成为口吃者特别难发音的一个字。可是，把一个特别难发音的字组成两个字的词组，有时会变得容易发音一些，施纯确实“深谙此道”。由此可见，“上病舌涩”，只是朱见深口吃严重的托词，而陆容当真了。如果朱见深真的烂了舌头，不能发“是”字，又安能发“照例”两个字？

　　朱见深改为“照例”，觉得确实特别好用，“甚喜”，就问是谁出的主意，近侍就说出了施纯的名字。于是施纯得升礼部侍郎，掌寺事，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施纯凭借两字之功，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升到如此高位，朝野惊讶，当时就有人嘲讽他：“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

　　在长久的焦虑与压力之下，朱见深除了口吃，还患有一种类似心理障碍的疾病：坐久了或见生人心里便发慌，很不自在。

　　据查继佐的《罪惟录》记载，皇后王氏去见朱见深时，被太监挡在了门外，理由是：“上不耐生人，勿数至。”对于太监给出的这个理由，皇后王氏“亦无愠色”。众所周知，朱见深是一个情种，对万贵妃情真意切，对其他女人包括皇后王氏在内都是冷冷淡淡的。皇后王氏也只能谨小慎微地在宫中生活着。

　　万贵妃比朱见深要年长17岁，对于朱见深如此宠幸于她，他的生母周太后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据《罪惟录》记载，周太后气呼呼地质问朱见深：“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说：“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朱见深的心理障碍，需要万贵妃陪伴，细心地按摩，才得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