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宇

《世界之中》张笑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很多人对很多民族都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但读多了历史，你就会发现，许多刻板印象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它们形成的时间其实都相当短暂。

　　历史观的进步盖因有了全新视角

　　今天的瑞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富庶、进步和“永久中立”，但在1848年以前，此地多属农村，又在阿尔卑斯山间，穷乡僻壤，是环境恶劣的“四战之地”。今天富庶的瑞士，是工业化之后才诞生的。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法兰西的军队软弱，而德意志的军队强悍，然而在两百年前，人们对这两个民族的印象是相反的。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5年至1867年，那里面安德烈公爵的父亲老博尔孔斯基对拿破仑的评价是：“波拿巴（即拿破仑）生来有福分。他的士兵很精锐，而且他先向德国人进攻，只有懒人才不打德国人。自从宇宙存在以来，大家都打德国人。”德国人扭转这个印象，也不过是最近一百五十年的事。

　　今天日本给人的印象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福利制度全面且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在1910年日本作家长冢节的小说《土》中，尽管日本已经开始了成功的工业化，但农村妇女因为医疗条件差而死亡，儿童普遍常挨饿。即便在“二战”前，日本的工业建设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而日本人扭转这个印象，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历史学里有一个说法：我们的历史观取得进步，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用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过去。

　　定义“中国人是谁”不应受局限

　　一百年前，有不少绝顶聪明的才学之士讨论过国民性问题，他们讨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外乎要重新树立中国人的骄傲。然而张之洞写《劝学篇》，以“教忠”“明纲”为先，似乎不感念大清之爱民，不以三纲五常为本，便不配做中国人。至于倭仁论“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干橹”，似乎连搞了洋务运动、学了洋枪洋炮的，都不配做中国人。

　　为什么定义“中国人是谁”要以限制某种可能性为前提呢？在这个意义上，我更钦佩的是梁启超、何启这样的人。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无武勇，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武士精神，说中国人也可以做武士；有人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不开拓，梁启超便挖掘中国历史上的航海英雄，说中国人也可以大航海；有人说新学旧学势同水火，何启便写文章说，孔孟之道与西人讲自由、民权殊途同归，中国人不必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才叫知识分子里的真英雄。

　　亚里士多德有一种关于事物变化的学说，叫作“潜能与现实”理论。所谓“潜能”，就是事物可能呈现的样子。譬如一块木头，它可以成为一只碗，也可以成为一张桌子，也可以成为一尊精美的神像。它成为什么，这要看在雕刻它的木匠眼中，它可以成为什么。而这个“现实”，在哲学界前辈的文献中，有一个非常浪漫且优美的译法，叫作“隐德来希”，即“隐在事物中之德如何能按我们的希望到来”。其实我倒以为，这个词可以有一个更地道的中文翻译：成全。在诸多可能性中，把最好的那个带出来，便是成全。

　　被局限的成全不是成全，只有让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意识到在自己体内本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由此催生出那种积极昂扬感，才有可能锻造真正的成全。

　　以不同视角重新筛选史料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故事，曾经被那么多人忽略，却是关于我们这个文明的可能性。所有的历史写作，本质上都是筛选。同一个时代有亿万生灵、亿万个故事，其中因为个体本身的成就和故事本身的精彩而得以被记录、保留，或者被口头传颂从而诞生的一手史料，本就筛选去了百分之九十九，余下百分之一。连续四个百分之一的筛选，就只剩亿分之一。这就是真相：人类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阅读到的历史，可能只是原始历史资料的亿分之一。而这从亿到一的筛选中，如果有任意两到三步是被记录者或者写作者头脑中的框架所束缚，那么你能获得的，就只是世代积累的刻板印象的加总。

　　当然，没有人能还原那“亿分之亿”的历史真相，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以不同的标准进行筛选。譬如，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长于道德讨论而弱于科技研发，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之所以名为“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是科技最先进的古文明。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与世隔绝，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中国历来不曾远离世界，也不可能远离世界。如果过去我们以为游牧与农耕势不两立，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从事游牧的中国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塑造，或许比农耕者更深刻。如果过去我们以为中国人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那么我就想告诉你，也有在大航海时代雄霸一方的中国人，有共和立国的中国人，有身兼中西之长的中国人，有跟莱特兄弟同时造出飞机的中国人。

　　世界之中，也可以说是把世界还给中国，就是把这样一些可能性还给我们自己。我们的先辈都能够正视这个世界，正视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世界性，今天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因为世间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我们“本可以”。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