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曹  敏

　　网络热梗“不讲武德”，原是指某人违背武术道德的偷袭行径，但在日新月异的网络语境中，却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人们用它反讽“伪大师”、调侃他人行事不按套路出牌，有时在天气突变或考试超纲时，也会用一句“不讲武德”表达戏谑。

　　那么，在古代“武德”究竟是什么呢？

　　“武德”者，武者之德也，是一种武者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

　　远古时期，氏族林立，征伐频仍。《周易·系辞》记载“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指出弓箭的发明拉开了先民以武御敌的帷幕，但此“武”并非“恃力”，更重德性。《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舜帝的一段诫言，“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其中的克勤克俭，正是后世“武德”精神中“克己”的早期雏形，它强调“平衡武力使用的必要性与人性底线”和“对暴力本能的约束”，底层逻辑即是对文明秩序的捍卫，这种在冲突中“以道德自律压制冲动”的理念被认为是人性与兽性的分野，亦是中华“武德”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时至西周，礼乐征伐皆自天子出，“武”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性内容。《周礼·地官》中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驭、射均位列其中，“武德”亦融汇在细节里。以五射为例，囊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其中“参连”讲究连射的协调性，暗含“师出以律”的战术纪律和军事协作；“剡注”关注对穿透力的控制，要求射手既具破甲之能又知收放之道，适度用武、依礼而发；“襄尺”强调礼法之束、尊卑有序，将武力纳入了礼制框架，严禁私斗与僭越。以射观德，“武德”的内涵丰富且深刻。

　　春秋时期，秦扫六合，以法家立国，军功爵制盛行一时。《商君书·境内》记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在“斩首授爵”的激励下，民众闻战则喜，虽打破了阶级固化，却也颠覆了“以义制利”的伦理原则，使“武德”染上了功利色彩。儒家所说的“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均是在批评这种“不讲武德”的战争行为违背人道本质。

　　两汉国力强盛，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诉诸武力旨在“断匈奴右臂，绝和亲之耻”，遵循了“自卫”与“恢复秩序”的正义性原则。两位将领也立下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誓言，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安危深度绑定，这种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重新推动“武德”从功利驱动向道义担当转变。此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专设有“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以铿锵笔墨抒写了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肝胆。他们舍生取义的精神与“武德”一脉相承，证实“武德”在当时不仅被行伍所推崇，民间亦是广为流传。杀身报国的豪情从庙堂迈向江湖，成为汉代社会较为普遍的价值追求。

　　唐代设武举科考，以马射、步射、负重等科目选拔将才，将“武德”从抽象的伦理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选拔标准，“武德”也由此进入了科举正途，忠诚仁义、坚贞不屈、舍生忘死、精忠报国的气节愈发成为社会共识。唐太宗李世民著《帝范》以“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训子慎战，指出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不应轻易发动。同一时期，文人墨客也以诗言志，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曹松“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张力，丰富了“武德”精神的内涵，也使其成为那个时代的深刻注脚。

　　两宋时期重文轻武，“武德”却并未式微，而是实现了从“勇力崇拜”到“匹夫之责”的转型。岳飞“靖康耻，犹未雪”之愤、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之叹，文心铸武胆，将民族大义置于个人生死之上，一套兼具家国情怀与个人修持的“武德”体系便应运而生。被后人誉为“宋良将第一”的曹彬，灭后蜀、平南唐，军功累累，却从不滥杀无辜，他以实际行动践行“节制”与“慎战”，也揭示了“武德”的一个内核——相较于歼灭敌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更高明的胜利。

　　纵观历史，无论是上古先民执干戈以卫社稷，还是英雄将领持节钺而安天下，“武德”继承了文明的火种，贯通于中华文脉之中，随时间长河奔涌至今。其表为征伐之术，其里是安邦之道；其形为刀剑之利，其质是仁义之温。历经千年风雨，金甲虽朽，但“止戈为武”之训仍永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