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的路桂军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死亡。作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执行主任、安宁疗护学科带头人，他不仅需要为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管理，还通过组织生前告别、帮助患者完成心愿等形式，将死亡从冰冷的医疗事件转化为温暖的生命仪式。

　　“只有真正理解死亡，才能更好地面对生活。”路桂军坦言，太多患者和家属在面对生命终点时陷入迷茫，根源在于生命教育的缺失。为此，他开启了一场生命教育的实践——

　　为临终患者组织追思会

　　理念 善终同样需要专业与温度

　　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路桂军经常组织小型追思会。一次，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在临终前提出要向家人道别。于是，路桂军引导家属围坐在病床旁，鼓励患者一一告别。患者离世后，家属含泪致谢："谢谢您，他走得特别安心。”借此，路桂军告诉医护团队：“医疗不仅是‘救命’，也关注‘善终’——后者同样需要专业与温度。”

　　一位新入职医生因没有将患者抢救过来感到自责。这是年轻医生最初面对死亡场景时，通常会出现的无力感。在追思会上，路桂军安慰道：“我们不是失败者，而是陪伴者。当医学无法延续生命时，让患者平静离世同样是医者的责任。”随后，他带领团队向逝者鞠躬轻语：“感谢您的信任，愿下一程花香满径。”这一幕让年轻医生重新理解了医疗的意义。

　　一位护士夜班遇到患者离世，内心感到恐惧。看到路桂军引导家属温柔告别后，她转变了看法：“我原以为医护人员只是迎接新生命的天使，现在知道自己还能成为护送生命谢幕的提灯者。医疗不单是战胜死神，更可以让逝者安详、生者释怀。”

　　这支40余人的安宁疗护团队由医生、护士、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组成。其中，大多数选岗的“第一志愿”并非安宁疗护，而是在实践中慢慢被“生命教育”所感动，由衷爱上这份职业。路桂军常向他们提问：“你临终时，愿将身体托付给谁？答案必然是最尊重生命的人。”为此，他要求团队以“敬畏生命”为底线——“雨不润无根草，未备善念勿入此门。”

　　路桂军对生命的感悟，源自亲身经历。1998年，他在河北中部地区担任麻醉医生，被癌症终末期患者承受的痛苦所震撼：“缓解疼痛后，患者仍然被遗憾与未了心愿折磨着。”这一发现促使路桂军选择从疼痛治疗转向安宁疗护。此后20多年来，他见证了我国安宁疗护从“关注疾病”到“疗愈家庭”、从概念到实践的转型。

　　“早期我们只盯着病情辨证施治，现在则要疗愈整个家庭。”路桂军说，安宁疗护曾被视为“战败医疗”，而今团队每年服务数百个家庭，通过疼痛管理、心愿达成、家庭会议等方式，让死亡成为“生命的自然谢幕”。

　　选择这条道路的医护人员并不多。“收入不高，还需要直面负面情绪。”路桂军坦言，多数同事最初都是被动到岗，“当目睹患者安详离世、家属真诚致谢时，很多人选择留了下来”。他经常让团队成员换位思考：“你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否会让你在临终时将身体托付给现在的自己？”

　　从业31年，路桂军带领40余人的团队，陪伴超过千名患者走完最后一程。

　　请学生安排自己的“后事”

　　理念 从“避讳死亡”到“理性认知”

　　最近，在民政职业大学的生命教育课上，路桂军向殡葬系学生抛出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们工作中接收的遗体是我，会为我设计怎样的后事？”在短暂的沉寂后，学生们给出各种答案。

　　有学生提议将路桂军制成木乃伊，因为感觉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希望有人记住；有人说要将他的骨灰混入烟花，“用绽放致敬生命”；更多人选择简约仪式，“普通葬礼就好，因为您教过我们死亡本应平常。”这个以“自己的后事”为例的做法，正是路桂军在高校推广生命教育的缩影。

　　由于长期从事安宁疗护方面的工作，路桂军受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调研数据显示，83%的家长回避孩子的死亡提问，而三分之二的中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亲友离世。

　　“当生命教育缺失，亲人的过世可能会变成创伤，而非成长资源。”路桂军说。为此，他设计了“非常规”的课堂教学。除了让学生设计“后事”，路桂军还组织医学院的学生参观殡仪馆操作间。

　　“报名表总是瞬间满额，但最终踏入殡仪馆的学生不到十分之一。”路桂军理解这种矛盾：“从谈论死亡到直面死亡，需要跨越三重障碍——文化禁忌、心理恐惧和专业认知。可以说，课堂帮同学们推开了第一重门。”

　　“死亡是生命程序的自然终止，而不是恐怖的代名词。”路桂军常在课堂纠正一个观念——真正生命终结不是像有些影视剧和小说中描绘的“风雨大作、电闪雷鸣”的场景，而是如同秋叶飘落——从停止进食到安详入睡，是生命自然的谢幕。一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课后说：“原来死亡可以如此平静，这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

　　在清华大学的生命教育课堂上，路桂军引入“生前预嘱”讨论：“当医学无力回天时，你希望如何告别？”在一番窃窃私语之后，一位学生表示：“应该让家人知道我的意愿，而不是让他们在急救时陷入两难。”这种“向死而生”的思考，正是路桂军期待的转变：“我们谈死，是为了更好地活。”

　　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对生命的理解也悄然改变：从最初提及死亡时的紧张和集体沉默，到现在能理性探讨安宁疗护、遗体捐献等议题。虽然每学期仅有一两次生命教育课，但路桂军从中看到希望：“当这些未来的医生、社会工作者不再恐惧死亡，整个社会的生命教育生态才有可能真正改善。”

　　给自己办了场“生前葬礼”

　   理念 用亲身体验打破死亡恐惧

　　2021年清明节前夕，在北京的一间追思堂内，深色幕布低垂，路桂军为自己举行了一场“生前葬礼”。他身着素色寿衣，平躺在铺满白菊的棺材中，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亲友依次上前，抚摸他的脸庞，与他告别。

　　路桂军说：“生命教育若只停留在讲述层面，很难真正触动人心。我举行‘生前葬礼’的初衷，就是希望给亲友提供一次亲身体验。”

　　入殓师为路桂军擦拭身体，进行“最后一次”洗浴。谈及那时的感受，他说：“我从未做过SPA（水浴按摩疗养），但那一刻竟觉得无比放松，毫不恐惧。”

　　当儿子哽咽着说出“如果这是为了让我准备好失去你，我永远不会准备好”时，躺在棺材中的路桂军不禁泪流满面。这场生命教育的实践远超预期——当亲友抚摸着他的脸庞告别时，路桂军坦言：“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死亡不再是抽象概念。”

　　路桂军的“生前葬礼”也影响了很多人。一位医学生目睹全程后感慨：“原来葬礼也可以是对生命的致敬，而非只是恐惧的投射。”安宁疗护团队成员面对死亡的心理变得释然，他们不再对逝者说“一路走好”，而是像送别远行的朋友那样说：“祝旅途愉快。”

　　“恐惧的反义词是爱。唯有直面终点，才能更珍视当下——这才是生命教育的核心。”路桂军将这一理念落实在安宁疗护之中。他经常帮助临终患者完成心愿：为孩子录一段生日祝福，与多年未见的亲人视频通话，甚至举办一场病房婚礼。路桂军表示，这不是悲伤的诀别，而是生命的圆满。

　　如今，路桂军还将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作为生命教育的契机，例如：播放影片中的死亡场景，举行生命教育、安宁疗护主题论坛，并邀请医生、导演、学者共同探讨生死观。

　　今年清明节，路桂军将带领团队前往四川，与当地医疗机构合作开展“爱在清明”安宁疗护交流活动，探讨不同地域文化下的生死观。

　　“只有谈论生死话题足够多，恐惧才会逐渐消融，才能让生命教育真正落地，让生与死真正和解。”路桂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