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图为4月7日在日本东京一家超市拍摄的货架上的大米。高庆哲摄/光明图片

【记者连线】

  日本于4月1日正式施行一部专门应对气候、战争等“异常情况”导致的食品供应紧张的法律，旨在为日本粮食安全提供“保险”。然而，这部看似操作性和实用性较强的法律，却引发了舆论的普遍质疑和广泛争议。

旨在构建“粮食保险”

  据日媒报道，该法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被日本国会审议通过。2024年夏季以来，日本大米价格持续上涨，诱发抢购潮，一度形成“米荒”，为法案在当时落地提供了依据。依据该法律相关条款，大米、大豆、小麦、鸡蛋、牛肉和猪肉等12种农产品以及面粉、砂糖、植物油和乳制品等7种加工品被列为特定食品，与其生产相关的肥料、饲料等也被列为特定物资。该法同时针对食品供应短缺程度，划分出三个应对阶段。首先是受自然灾害、战争等影响，特定食品存在供应困难的可能性时，政府将成立专门的应对机构进行预警；其次是特定食品供应量减少20%以上时，政府将对相关企业的库存状况等进行统计，并要求企业、农户等制订并提交增产、增加进口量或市场供应量的计划；最后，如果特定食品连最低限度供给都无法保障，政府将要求改种芋头等作物并进行申报，所得产品将由政府进行统一分配。如果有农户或企业在紧急情况下不履行政府要求，可能将面临最高20万日元（约合9700元人民币）的罚款。

  《日本经济新闻》就此评论称，政府希望通过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构建“粮食保险”，防止紧急情况下粮食短缺造成的社会动荡，确保民众获得必要的食物，这一目的值得肯定。然而，日本大型农业机械销售商联发公司针对全国范围内300多名农业从业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仅有约30%的农民知晓这一法律，其中50%以上则称“只听过法案名字，不了解内容”。在调查方介绍法案内容后，对这一法案表示赞同的农户比例只有16.8%。大部分农户认为自己无法满足紧急状态下的生产需求，更有农户认为设置处罚条款“完全无法理解”。

  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报道则更为直接，称这一法律反映出政府并不了解真实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农林水产省就此法解释称，紧急状态下的生产计划只是政府对农户的“请求”，不具强制意味，但由于法律设有罚款，农户到时恐将无法拒绝政府的指令，农业生产与分配的自由将被剥夺。

制度和垄断是问题根源

  近年来，以大米为代表的日本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成为威胁民众生活水平和政府执政稳定性的“顽瘴痼疾”。记者在一些超市发现，与去年7月相比，重量为5公斤的袋装大米，价格已从当时的2200日元翻倍至眼下的4400日元。对于大米价格暴涨的原因，各界分析纷纷指向日本僵化的农业制度以及日本农业协会的过度垄断。

  从历史上看，二战后，日本人的主食从战前以稻米为主的单一化结构逐渐向战后包含面包、面条等种类在内的多样化结构转变，日本农业协会以此为契机，推动政府于1971年出台了依据市场需求为大米生产设置上限的“减耕”政策，既控制大米产量、维持米价，又可通过补贴等方式引导农民种植性价比更高的作物以提高收入。这一政策看似“一举多得”，然而此间分析认为，日本农业协会长期为农民提供从种子采购到生产、分配、销售等全流程服务，并通过其旗下的农业信用银行机构提供贷款，垄断了农民70%以上的生产生活资料，从各环节中抽取巨额利润，农民生产的大米大部分只能由农协的代理商进行收购，收购价远低于市场售价，再加上“减耕”政策的诱惑，大米产量因而呈现萎缩态势。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政府一直未就“减耕”政策设置减产“红线”，因政策红利导致的大米产量降幅远远超过市场上大米需求的降幅，再加上高关税导致大米难以进口，形成了大米市场的结构性“错配”。有评论认为，日本政府的农业部门及农业协会确实通过政策调节为农民配置了多样化的收入结构，客观上让农民成为日本收入相对丰厚的群体之一，但也导致了整体农业结构的低效和内耗，进一步抬升了大米等农产品价格。

  因此，日本《产经新闻》评论称，在农业制度与政策“应改却不改”的当下，政府反而执着于一部应对“紧急情况”的法律，确实令人感到失望。宇都宫大学农学院助理教授松平尚也认为，政府在没有认真关注农业现状的情况下，仅针对紧急情况制定对策，“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即使法律已经实施，如果没有配套措施和现实支撑，在真正的紧急情况下反而会加剧困难。”

（本报驻东京记者 高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