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陈华筠

看点

2025年2月26日，是诗人穆旦逝世48周年纪念日。译林出版社推出《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以“诗史互证”为方法论核心，通过大量未刊档案、抗战史料、个人书信及回忆录，结合60幅历史图片，还原这位“现代诗歌第一人”的坎坷人生与精神世界。这部历时17年完成的传记，堪称是国内首部穆旦权威评传，是一部以诗为史、以史证诗的生命图谱。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以下简称《穆旦传》）这本书诗史互证还原穆旦的人生传奇。穆旦的诗歌创作始终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紧密交织。作者邹汉明在传记中摒弃线性叙事，转而以“家世与早期求学”“西南联大时期”“抗战及战后创作”三部分结构全书，将穆旦的诗歌文本嵌入具体的历史语境。1937年《野兽》一诗以“野兽”隐喻被侵略的中国，而这一意象的生成背景正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的流亡经历。作者通过比对远征军战地日记与《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以下简称《森林之魅》），揭示出诗中“白骨”意象源于1942年缅甸战场撤退时目睹的战友遗体。这种文本与史实的互文，使诗歌成为历史创伤的证词，而历史则成为诗歌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穆旦传》并未将诗与史简化为因果关系，而是捕捉二者间的张力。在分析穆旦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笑”时，作者指出其诗中“疲乏的笑”“粗野的笑”“无声之笑”等多元形态，既折射战时民众的集体心理，又暗含诗人对战争荒诞性的冷峻审视。这种处理超越了传统“以诗证史”的工具性，转而构建起诗歌作为历史主体性表达的可能性。

穆旦对现代汉语的革新，是传记的另一核心议题。邹汉明通过梳理其求学经历指出，西南联大时期在威廉·燕卜荪指导下系统阅读西方现代派诗歌，促使穆旦形成“弃绝古典语汇，改造现代白话”的自觉。书中以《诗八章》为例，分析其如何将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转化为汉语的意象系统——如用“子宫”“蛆虫”等生物学词语解构传统抒情模式，实现情感表达的非传统化。这种语言实验被置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延长线上，揭示穆旦并非简单的“西化派”，而是通过对现代汉语可能性的探索，重构新诗的美学范式。

翻译作为穆旦语言实践的延伸，在《穆旦传》一书中获得同等重视。1953年归国后，他以“查良铮”为笔名翻译普希金、雪莱等人的作品，其译本不仅追求语义精确，更注重在汉语中复现原诗的节奏与肌理。书中对比1954年与1977年两个版本的《欧根·奥涅金》，指出晚年译本通过口语化改造，如将“负心人”改为“变心者”，强化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这种翻译与创作的双向滋养，构成20世纪汉语诗歌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缅甸战场的经历是理解穆旦诗歌精神的关键。作者将这段经历与《隐现》《阻滞的路》等诗作对读，指出其晚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暗夜”“深渊”意象，实为战争创伤的延迟书写。更深刻的是，传记揭示出穆旦对创伤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同期诗人常见的悲情宣泄，他选择以“非个性化”的现代主义手法，将个体伤痛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境遇的观照。《森林之魅》中，诗人以“森林”与“白骨”的对话结构全诗，使具体的历史惨剧获得形而上的哲学维度。

这种诗学选择与其学院背景密切相关。《穆旦传》中通过分析穆旦在芝加哥大学的课程笔记，证明他对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理论的吸收，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将其转化为处理传统经验的工具，用“逃避个性”的策略，让诗歌承载更广阔的历史重量。

作为首部权威传记，《穆旦传》在史料运用上具有突破性价值。邹汉明走访了包括杨苡、郑敏等历史亲历者，获取了大量口述材料。通过杨苡回忆，还原1943年穆旦在昆明创作《赞美》时的精神状态：白天授课，夜间在煤油灯下反复修改诗句，试图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复沓中寻找语言的爆破力。这些细节填补了既往研究的空白，使诗人形象从文学史符号回归血肉之躯。

《穆旦传》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语言与历史的双重困境中，个体如何保持精神的“野力”。这种力量在当下尤具启示：穆旦对语言“直见性命”的追求，提示着技术时代中人文精神的不可替代性。

作为一部诗学传记，本书的局限与价值同样明显。它在史料爬梳与文本细读间建立的平衡，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正如穆旦在《梦》中所写：“不要平凡地度过这一生。”《穆旦传》这部传记的价值，正在于它拒绝将传主简化为纪念碑，而是还原穆旦的生命经历与语言实验，从历史中打捞诗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