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辽宁日报

孟育芬

1981年的春天，29岁的陈嘉映即将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毕业。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他选择用一场历时两个月、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壮游作为青春的注脚。这段旅程的结晶——《旅行人信札》，既是一部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白，也是一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生动速写。25封家书记录了旅途的风景、人情与哲思，展现了陈嘉映作为哲学家的敏锐与文学家的诗意。

陈嘉映的旅行路线从华北平原延伸至西南腹地，再沿东南沿海北上，最终抵达青岛。这一路径不仅勾勒出地理空间的广度，更暗含了文化与历史的纵深。他笔下的风景既是对自然之美的捕捉，也是对时代痕迹的观察：桂林的山水“灯火映在江中”，黄山的风雨“险些遇险挂掉”，雁荡山的村民“热情善良”，而汕头的走私商贩则折射出市场经济初期的躁动。

尤为珍贵的是，书中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记录。彼时的旅行尚未被商业化和标准化裹挟，火车上“脚臭熏天的邻铺旅客”、鼓浪屿夜晚“不准逗留的沙滩”、西安人对古迹的朴素自豪，等等，共同构成了一幅尚未被现代旅游业改造的“原生态”图景。陈嘉映既感叹“物质贫乏但朝气蓬勃”，也批判某些地域的封闭与陋习。这种观察并非猎奇式的俯视，而是带着对时代变革的期待。

作为哲学家的陈嘉映，始终将旅途视为思想的试验场。他在信中写道：“记记所见所闻，发发感想，总是容易、轻松的……但这些东西总代替不了系统艰苦的思考所生产的果实。” 这种自觉的反思意识，使得《旅行人信札》超越了一般游记的抒情性，呈现出智性的深度。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亦是一大主题。他推崇诸葛亮的“宁静以致远”，感叹今人“只学得一生谨慎，却了无明慧”；他赞赏李冰父子“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业，只当是此生此世的应有之义”，借此批判功利主义的短视。这些论述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试图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刚健的文明精神，呼吁“刚健之气”与“游戏精神”的回归。

陈嘉映自述追求“建安盛唐之万一，真率朴直，少弄花头”，这一美学理想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文字摒弃了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宏大叙事与感伤抒情，以简洁的白描勾勒场景：“北斗也露出一面，久未见了，好亲切。北极星低低的，好像贴上地平线了”这种风格可见唐宋古文“文从字顺”的遗韵。书中对希腊精神的礼赞，“希腊人爱游戏，并不因为他们天然生活富裕。他们赛跑，雕刻，在市场中辩论哲学”，展现出澎湃的生命力；而对“寂寞与孤独”的体认则流露出存在主义的孤勇。

《旅行人信札》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承载了个人与时代的双重青春。1981年的中国，正处于思想解放的萌芽期，陈嘉映的旅行恰似一场精神上的“破土”。这种复杂性在书中体现为一种张力——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与对现代性的期待并存，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对普通人的温情共在。

作为青年陈嘉映的“精神成人礼”，书中反复出现的“献身某项事业”的宣言，既是对儒家“士志于道”传统的继承，也暗含存在主义式的自我确证，恰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典型姿态。

从文体上看，《旅行人信札》模糊了家书、游记与哲学随笔的边界。这种跨文类的写作，与陈嘉映后来的学术路径一脉相承：他既翻译《存在与时间》，也撰写《何为良好生活》，始终致力于将哲学思考融入日常经验。

相较于专业论文，书信体的私密性为思想提供了更自由的表达空间。陈嘉映在信中与亲人对话，实际上是在与更广阔的思想史对话。这种“非正式写作”不仅展现了哲学如何从生活中生长，也提示我们：智性的深刻未必需要术语的堆砌，真正的思想可以诞生于“江风扑面而来”的瞬间。

40余年后再读《旅行人信札》，其魅力不仅在于记录了一个青年的精神成长，更在于它揭示了旅行作为哲学实践的可能性。陈嘉映的行走，既是对地理空间的探索，也是对思想疆域的拓展。他提醒我们：“跳出来看”的前提是“曾在其中”，智慧源于对生活的沉浸。